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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工业网：谈一谈与侯孝贤导演合作的新片《刺客聂隐娘》吧？

杜笃之：因为跟侯导工作，我总是感觉跟一个大哥在工作一样，虽然我60岁了，我还觉得我是个小弟，我就是把我会的东西，尽力拿出来给他看，我们现在做到这样子，大哥看起来怎么样？他可能会指示一些事情，但是他不会抓着我的手说，你这个要这样，要那样，不会这样子工作。

那我只是很庆幸，今年侯导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因为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有电影感的电影了，这个电影很多情感被台词说出来的很少，而是真的被看到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电影，我看到这个电影是非常感动的。侯导的电影，他不是说一堆台词让你看到故事在说这个，他是给一堆情境让你看到故事在说这个，他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很难做到的一种电影语言的手法，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在侯导的电影里面，我们不需要把声音做的非常绚丽，非常夸张，我们只要老老实实的把他想要讲的东西，都做得很漂亮、很舒服，让你好好在里面看电影，自然就会进入他的催眠状态。

影视工业网：杜老师见证并参与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认为台湾电影崛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杜笃之：从制作环境上讲，我们也知道，过去没有网络，资讯都非常封闭，早期我们甚至连一个正确的麦控什么牌子的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录音室里使用的那几个厂牌。过去的现场录音技术，其实也都还没有被开发出来，所以整个录音的方式方法，现在来看还都挺简陋的，早期台湾电影是这样子。早期台湾叫做类比式的工作方式（大陆这边叫模拟），每一个声音都是用一个带子把它储存起来的，看得到的，你知道那个声音多长，完全很清楚，你可以摸得到那个带子，你知道这一条录音带是哪一句对白，把它写在上面，挂在墙上，哪一条录音带是哪一条对白，你要这一句对白接那一句对白，就用胶布把这条声音贴上那条声音，都是手工的。

还好台湾电影经过了新电影浪潮年代，从国外学电影的导演回台湾拍片，就像杨德昌这些导演，他们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在国外学电影的新知识新想法，我们这一批人也很幸运，在他们回来之前的五年，我们进入了台湾中影公司办的训练班，这五年基础的训练，从做助理开始到技术差不多成熟后，新电影浪潮刚好开始，我们就接上了这个需要，就被这些从国外回来的导演训练，也可以说是调教，带着我们一路去改变声音的制作方法，我们有能力，也很想尝试，这样一拍即合就开始做一些新的尝试。

现在来看的话，那个时候虽然做了很多新尝试，因为早期的东西比较空洞（比较少），所以你稍微做一点事情，好像你做了多大的改变，其实我们只是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而已。那么今天，正好处于可以说是瓶颈也可以说是转机，现在知识网络这么发达，全世界的最新趋势每个人都可以知道，你想要一个新的工作方式，在网络上就找得到，接下来就是你有多大的执行能力了，现在年轻人碰到的问题，跟我们那个时候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每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挑战，也有自己能够去施展和表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