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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参加第十届欧洲昆虫学会议也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其中一件是，在饭桌上遇到伦敦帝国学院的一位生态学研究者。他抱怨与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很困难。中国地大物博，物种资源丰富，对于一个生态学家来说是“极好的”。他说道：“要在中国搞到一些物种的标本并带到英国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更不用说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展开生态调查，做实验了！”我说你可以招收中国学生啊，他说他确实招收了些中国学生，但是要达到他理想的全方位合作还是有点距离。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给中国学者留下了研究资源，但是这些研究资源能不能充分的利用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另一件事是，英国皇家昆虫学会会长John A. Pickett在全体会议报告(一个半小时那种报告)中花了几分钟介绍农科院吴孔明研究员在转基因抗虫棉研究成果。从基本研究手段上来说，吴孔明研究员的那几篇Science、Nature研究手段和方法并不是那么的“先进”。但是这个研究的亮点在于大范围、长时间的生态监测。

　　我联想到了最近的超级细菌的报道。报道在QQ空间、微信朋友圈被人们大量转载。新闻报道有板有眼地说“根据监测结果显示”细菌的抗药性达到了多少多少倍。但是监测结果数据在哪里？谁监测的？在哪里监测的？有人可能说卫生部门会这是环境部门会监测，但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们所做的实质性工作。

　　我们国家的微生物生态学家估计不少。但是为何不申请一个项目对全国的细菌、病原菌的抗药性作一个普查。看看沿海地区与大陆内地细菌抗药性有何不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抗药性有何不同，调查江河湖泊流域细菌的抗药性差异，调查农村和城市细菌抗药性有什么不同，调查医院、牧场、农场等抗生素使用主要场所的细菌抗药性的差异。

　　这样的项目不但利国利民，技术难度小，而且还能发文章。谁申请到项目不要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