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导演曾对我说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了还是葡萄。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兑出来的。 　　

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对我的电影，我听到过很多批评，大多都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但上面这位导演的批评却略过了这些表面的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我给姜文拍过戏，《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戏，《阳光灿烂的日子》。除此之外，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是爱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电影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是非常单纯的，不顾一切的，不能掺杂别的东西的。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给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全压上去，奋不顾身只为蹬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损失。这么说吧，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的是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地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逼的胜利者；而加里森敢死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手。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拉出去枪毙了。所以巴顿是不怕付出惨重代价的，重在过瘾。加里森敢死队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保住小命必须确保胜利还不能牺牲。两种战争的参与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战争，话语权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顿的手里，小哥儿几个只有听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巴顿的首选就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的英达，当然英达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上绝不服软，而且也具备把黑的说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说，英达就不承认中医能治病，不承认有经络一说。他说：经络只是一股气，不是物质，不能被科学证明它的存在。称中医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医学的范畴。我和他抬扛，问他：那为什么还有中医、西医的区分？他说：就不应该有中西医的叫法，只有“医学科学”。如果非要区分，勉强可将中医称之为“祖国医学”。他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听起来都对，令在场的人无不认为英老师学识渊博。事后，我去酒仙桥医院看中医，大夫告诉我，英达刚在我们这开了几副中药。我说，好呵，他不让我们信，自己却偷着吃中药。看来他心里还是承认中医能治病的。说这件事是想说明，抬起扛来，英达、姜文他们的聪明智慧是非常够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姜文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就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又在问自己：我哪样了？ 久而久之，我对他们萌生了这样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们能在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时候，说一声：我错了。 　　 　　　　

记得上个世纪我曾经险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但很可惜，事后被证明还是我错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 　　 　　　　

当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叫奥伊斯特贝的小镇上，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电影预告，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的争执。 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而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还说这部电影他看过7遍。 　　 　　　　

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因为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且看过无数电影。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 　　 　　　　

为此，姜文和马晓晴两人打了赌。谁输了，赢家有权对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剧组的人也分成了两派，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所以站在赞成姜文的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开着车拉着马晓晴和艾未未从长岛出发，沿着495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那一段时间，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马晓晴，开着车到处乱蹿，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惧。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回来，带子揣在兜里，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诉马晓晴得了癌症一样。 　　 　　　　

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当时马晓晴几乎丧失了回到奥伊斯贝去的勇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过了才回去。 　　 　　　　

回到剧组后，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都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室里去的。 　　 　　　　

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 　　

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 　　 　　　　

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扛。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她的打击特别大。 　　 　　　　

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一定得手拿把攥了再和他抬扛。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了一个毛病，凡是姜老师说得话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觉得他就不可能错。 　　 　　　　

他太聪明了。 　　 　　　　

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他的破绽。每次见到他都想对他说，见了面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觉得这话要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了他，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又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毕竟姜老师也诚实地指出过我的软肋，在我找不着北的时候，给我敲过一次警钟。这次写书，忍不住把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说的话写进了书里。兹当我还是个诚实的人吧。 　　 　　　　

一位作家在观摩了《鬼子来了》这部不准出生的电影之后见到我。我问他：喜欢姜老师的这部影片吗？ 　　 　　　　

作家说：非常好。姜老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看得出来姜老师的智慧过人，有想象力。 　　 　　　　

我又问：不足呢？ 　　 　　　　

作家说：没有。非常好。 　　 　　　　

我说：不可能吧？ 　　 　　　　

作家想了想说：当然，还可以更好。 　　 　　　　

我追问：比如呢？ 　　 　　　　

作家说：村里的人非常善良，不敢杀人。于是姜老师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天津请来了一位专业的刽子手，杀过“八大臣”，斩过谭嗣同，杀人只要一刀，从未失过手。因此得名“一刀刘”。此人非常老道，隔着麻袋一摸就知道是日本人。杀人的过程也非常的戏剧性，令村民眼花缭乱，也让观众目不暇接。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编出来的情节，也确实给影片带来了趣味。但是非常遗憾，这个趣味横生的情节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震撼力。远不如原著中，请来邻村杀猪的屠夫帮着杀人更有力量。这是聪明的人一不小心犯下的一个聪明的错误。 　　 　　　　

后来我也学习了《鬼子来了》，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对认识自己的民族非常具有价值的一部电影。但我也非常同意朋友的看法，“杀人”的戏变成了一幕精彩的活报剧，让我的心情有一度变得非常的轻松，暂时离开了那个村庄。当然姜老师很快就把我们叫了回去，而且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忘了离开过。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姜老师聪明过人。记得几年前，一位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听到姜文对电影《活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据说他是这么认为的：“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作名词使用了。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他听到了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情况，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采取了主动地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土地和家业输得精光，从此沦为贫农。结果如愿以偿，躲过一劫活了下来。 　　 　　　　

把 “活着”当成动词，由此把握“富贵”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葛优的“富贵”断然也不会想到的。看得出来姜老师是何等的聪明，对“活着”的理解又是何等的充满智慧。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能和这样的演员合作，导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大对劲，如果“富贵”真的这么有智慧，这么主动，那我们还能被“富贵”的苦难所刺痛吗？我们的心情可能也会像看《鬼子来了》里面“杀人”的那场戏一样轻松了许多。 　　 　　　　

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好的标准，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新电影》的一帮人非常爱戴姜老师，他也非常待见《新电影》，你们看电影的眼睛也毒，怎么不劝劝他？我觉得姜老师一准听得进去你们的话。但他是不会说，我错了的。 　　 　　　　

最后我要说得是，尽管姜老师也有失误，但仍不能掩盖他对中国电影的帮助和贡献。过去、现在、将来，他无疑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