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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有一次，导演张元问李银河：为什么对性感兴趣？李银河想了半天，回答了一句：做性研究的人都特别地道，不假正经。张元点点头，似有同感。

这样的问题被问得多了，李银河也开始正儿八经地问自己。为此，她专门写了篇文章——《我为什么研究性》——“罪魁祸首”是出生的环境和社会的氛围。李银河属于生于1950年代，长于1960年代，1970年代谈婚论嫁的那一代。在那些年代，与性相关的一切都要特别加以防范，性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万恶之源，“又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

现在，她认为，性是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问题便出现了：人可不可以自慰？女性可不可以主动提出性要求？同性恋伴侣可不可以结婚？虐恋爱好者可不可以组织自己的俱乐部？人可不可以合法地购买和享用性的文字、图像和影视产品？人可不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人可不可以参与3人以上的性活动？……踌躇再三，但隐约有个肯定的、理直气壮的回答。而现在，她不假思索：当然可以。

开始是家庭作坊式的调查，和她的丈夫王小波，像当年革命者搞地下工作，“有一点冒险犯难的挑战；有一点越轨犯规的淘气；外加一点先锋前卫的叛逆。”最早做单身研究，在北京晚报上登了条豆腐块，征集单身志愿者，其中一位男士，30岁上下，跟李银河说，独身是因为同性恋。这是她的第一例同性恋受访者。这位志愿者又介绍朋友、朋友的朋友，滚雪球般，最后李银河共征集了三四十名。另一批最早的受访者是住处附近一家心理诊所的“病人”，主治医生是她的朋友，去那儿求治的，都成了她的受访者。

那年，李银河36岁，刚从匹兹堡大学博士毕业回国。那之前的人生，“都在等待都在准备中”。“还要准备到何时？36岁，真是够晚了。”当然，还有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从17岁到22岁，下乡，一直在做体力劳动。虽然我也在一天天极度疲劳的体力劳动之后，尽我所能看书，看马克思的书，看鲁迅的书，看当时硕果仅存的《艳阳天》一类的‘文学’书，但是我的生命曾耗费在成年累月的纯粹的体力劳动上。我们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凭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

压抑多年的做事的冲动猛然迸发出来，一口气搞了10项经验研究。其实，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够她交差的了，但她的研究冲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交差。这10项研究的结果是10篇论文，每篇15000字上下。题目依次是：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回国之前，她还做了个“社会学百题”的备忘录，现在有时还会翻看，觉得自己比当时的气魄小了很多。

这10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有的被译成了英文和日文，后来，集结成册，取名《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虽然只印了4000册，但已经挺满足的了，她还见过只印300册的学术书呢。

论文发表了，书也出了，但事实上，她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研究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不为了改变什么，也不为了和谁战斗，真有影响，那也是副产品，自己的目的，首先是经验研究：描述世界，解释原因，仅此而已。

一个电话惊醒了她，一位中年女士在电话里开骂，“你们全家先同性恋试试！”她猜想对方可能是受害者，丈夫是同性恋。开骂的电话一天能接好几个，还有人写信，写各式各样的信，还有会议、报告的邀请函。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以及自己和当下中国的紧密联系。

顺着性爱这条线索，她还有些不大不小的发现，但已经够让自己惊喜的了。“以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名义压抑性的表达，原因恰恰在于在我们这里‘个人’尚未形成。因此，义务是好的，权利是坏的；尽义务是美德，要权利是邪恶；尽义务受褒赏，要权利遭贬抑。在性的领域个人可以拥有哪些权利却完全没有概念。”

选择经验研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这里的人往往偏爱气势恢宏的高谈阔论，而我的抱负是要做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就是想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容易，有时真话也挺没劲的。为了和信口开河者划清界线，我甚至不惜把自己搞到矫枉过正的地步。”看到那些高谈阔论的研究，就为别人捏把冷汗。“人家的一个小标题，在我看来已经够研究一辈子的啦。”

这些发现对她来说是重要的，她决定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为了公民这个概念”，参与公共生活：率先在国内提出“同性恋非罪化”、“卖淫非罪化”、“性产业非罪化”；投身“同性婚姻在中国的合法化进程”；又支持“闪婚”；“同性婚姻”提案第三次受挫，但她表示仍继续提交；“憧憬多边恋”、“为一夜情正名”而身处风口浪尖。风暴袭来，一个学者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她最新的计划，是想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关于农村性别权利关系研究，要到一个村里去访问这个村里的所有妇女，然后看看，这个新课题，又会怎样激发自己的好奇心，又有什么是被遮蔽的。

1980年，刚刚结婚的王小波与李银河在宿舍楼下

李银河女士看上去就不像是能与别人起争执的人。

她的长相、她的衣着、她的举止，也都是圆墩墩的，没棱没角的，没所谓的样子。

比如，当摄影师提出给她拍照：作为女士，她还是掸了掸衣襟——一件颜色图案剪裁全都模糊一团的布衫，喜盈盈地抿抿嘴，说，哈，赶巧儿，昨儿刚做了发型，今儿个还化妆了。她的这个“发型”，应该是指她那智慧的脑袋上油光光疑似假发的蘑菇云；她的这个“化妆”，可能是指涂了一个边缘很不整齐的鲜红的口红。

然后，一边厢，摄影师拉开架势，时而俯仰坐卧，时而调整反光板，时而转换背景；一边厢，这位因研究同性恋、多边恋、性倒错、酷儿……，被认为“思想前卫”的女知识分子，完全配合不出一个“酷”的形象来：她在沙发里坐得太实、她的笑太自然、她的目光太不焦虑，她看上去太随和、太朴素、太不狠、太不拽了，怎么看怎么是“先锋女权主义女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李银河女士听上去也不像是有口才有兴致与人唇枪舌剑的人。

听她讲话，你简直就要怀疑，银河女士的“无可无不可”，很有可能不是外表的假象，很有可能是表里如一的“境界”。

一口又轻又飘的北京话，她甚至都不能算一个擅长口头表达的人；而且是不怎么热切于表达的人，她自己都说了，“反正我自己没说话的需求”。

当她说起她的研究，说起：有同性恋给她写信，赞她是“带给人间温暖与光明”的普罗米修斯；有六十多岁老夫妇给她写信，反复详细地描述他们和谐的性生活；有老色鬼给她写信，奉上自创手绘色情漫画配打油诗，讴歌男性生殖器；有老干部给她写信，骂她是陈世美的后台；……

她说，这些都没什么可得意的，也没什么可生气的。哈哈哈。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还真丰富多彩啊。哈哈哈。还真有意思。

她说她的研究完全出于兴趣。这位以乐趣驱动工作，而搞出些动静来的、被认为有些出位的女士，似乎也没什么野心。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人”（1999年，李银河入选《亚洲周刊》“中国最具影响的50人”），她竟然说：一个人（对社会进程）能有什么作用——我不是特乐观的——没什么太大作用。

“无求”、“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样总结自己如今境界的李银河，可还有一点凡心？但可以肯定的是：她远远不是一个一惊一咋的人，远远不是一个举轻若重的人。她的确很“自然”、很“自然而然”——在这一点上，相当出众。

那么，这一次，是怎么了？这样一个“不出彩的”李银河怎么成了新闻的焦点、争议的中心？怎么搞到后来好像急赤白脸的越辩越不清白似的？哪儿出了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自然”上呢。

如果仔细检查一下，这次“事件”中李银河的言行，基本上，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说：没问题，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首先，婚外情、同性恋、多边恋、虐恋、乱伦，这些事实从来都存在，这些话题也从来都存在。李银河，在媒体多次的暧昧的提问下多次表示自己是“更钟情于‘一对一’的异性恋者”李银河，在以上领域的实践上“无所作为”——起码她本人没有泄露过，而外人也从没有确凿地证实过——所以，也真不好把李银河比作普罗米修斯；至于话题，至于研究，李银河引介国外的一些新近现象和理论，是学者之本分，将之比作布鲁诺，也更近于一个善意的玩笑。

至于后来争论涉及的：言论自由、别人有权利做你不喜欢的事、启蒙、启蒙的陷阱、多元化，李银河的回应也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还是相当温和的。最激烈的表述，大概就算在博客里怜惜自己，“好心当成驴肝肺”。

那么，李银河题为“关于爱情”的七夕讲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李银河一度遭遇热烈的网络讨伐，为什么李银河成了媒体“妖魔化”（李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自己正在被妖魔化）的对象？

在博客里，李银河本人仿佛有所觉悟，她说：

……那么多人的歇斯底里说明了什么？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克服不掉的隐秘欲望，那就是性。它从青春期开始出现，一直阴魂不散，让无数人感到惊恐不安，手足无措。压抑是文明不得不付的代价。没有压抑人就无法相处。但是我坚信，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是一个压抑较少的社会；一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一个压抑较多的社会。中国现在就属于压抑太多的社会，许多人的欲望受到压抑。中国人哪，我在为你们各种各样隐秘的欲望辩护啊。可是，这个辩护引起了一阵歇斯底里。……

哦？是这样？

反正，已知的是：这位把“隐秘”公开的人，这位李银河女士，她的这个直率的习性，似乎由来已久。她那著名的聪明幽默善良深情浪漫的丈夫，已逝的王小波先生，在一篇题为《另一种文化》的文章里，这样记述过他的“老婆”，即，李银河博士——

我老婆原是学历史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天，一位村里来的女同学在班里大声说道：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说完了这话，还作顾盼自雄之状。班上别的同学都跟着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我老婆性子直，羞答答地说：啊呀，我可能是知道的，太监就是阉人嘛。人家又说：什么叫作阉人？她就说不出口，闹了个大红脸。当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好一阵子灰溜溜的，不敢见人也不敢说话。……

没有证实王小波讲的这个故事有没有为了论题杜撰的成份，但这段子要说的意思、给出的诊断，对如今已不再是个“女孩子”，如今已有了些阅历、有了把年纪的李银河，似乎依旧恰当——

……另一种（文化）是各种暧昧的共识，以及各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气氛，一切尽在不言中——这种文化她没有，所以，她就不知道要说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

那么，李银河女士，何以这样——诚实坦率纯真？何以这样——缺心眼儿、一根筋、楞头青？

我们揣测：那是因为她“天性浪漫”，因为她“爱美爱自由”，因为她“热爱生活”！很有可能，银河女士就是这样一位浩瀚的女性：她外表有多敦实，内心就有多轻灵；外表有多朴素，内心就有多华丽；外表有多规矩，内心就有多不羁！是的。在她的日志里、访谈里，我们不但了解到她对清晨小鸟的赞美，而且还会遇到很多“玫瑰色的憧憬”——当然就包括了，她被谴责的主要罪证，即憧憬一对一的夫妻关系之外的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

“……在想透了生活的无意义之后，就要‘死马当活马医’了……循着快乐原则，让生命感到舒适和充实……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让自己的生命活在快乐之中，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追求和计较……”

这颗笨拙的浪漫心，她在讲述自己心路历程的最后，发出如下简单而直接的宣言：

“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自由和美丽把它充满。”

自由和美丽！追求自由追求美丽！听起来虽然遥远，但确实都是很不错的。

如果说，臧否一个人“过于浪漫率真”的天性没有意义；但不能说没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个世故的、一切都仿佛是既定的没有悬念的、“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周遭，有人时不时跳出来“冒傻气”——仿佛阴霾闷热的水面，一只蜻蜓掠过，溅出些许水花。对这样有意思所以有意义的人和事，我们热诚关注。

1988年，李银河与王小波在美国

不能让这个社会这么愚蠢

——对话李银河

2006年7月21日，受江苏电视台“七夕东方情人节”文化论坛邀请，知名性学专家李银河在南京新街口做了一场“关于爱情”的讲座。

据《金陵晚报》报道：在这场讲座后的观众交流环节，李银河对于“多边恋”、“一夜情”、“乱伦”等敏感问题所持的态度，“前卫得令现场很多观众瞠目结舌。最后几位老人实在听不下去，激动地站起来和李银河唱起‘对台戏’，观众也有许多异议。”

题为《李银河憧憬“多边恋” 前卫性观念南京惹众怒》的这篇新闻，在新浪杂谈等几乎所有各大网站的论坛上，都引发了网友热评，其中不乏争吵和辱骂。

事后，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我真有点怕了这帮没素质的人了，跟吃苍蝇感觉差不多。也许以后就不说什么话了，咱们自己聊聊天算了。反正我自己没有说话的需求。”

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隐秘欲望，就是性啊

人物周刊：你在多个场合说过，南京讲座的现场，并没有惹众怒。但这篇报道在网上被转载后，反对你的帖子还是居多。

李银河：1个小时的讲座和1个小时的回答问题，整个气氛是很融洽的，根本没什么“惹众怒”。有个问题问我，你怎么看待同性恋，我说怎么看待左撇子就怎么看待同性恋，集体鼓掌，大家很赞同。讲座结束，让我签名的人挤得电梯门都关不上，这叫什么“惹众怒”？

谈到“多边恋”时，一位老太太站起来，说咱们要提高觉悟，要保守点。这位老太太精神有问题，过去她到社科院找过我多次。她年轻时因性问题被处理过，压抑得厉害，后来有点变态。她的个人情况我不好透露。有一次，在社科院，她走时莫名其妙回头冲我大喊一句：“告诉你，王小波他不爱你。”你说她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后来一位老大爷也跳起来，说你们小姑娘要尊敬爱情，不能太随便。全场对他起哄。完了后，这位老大爷特意跑到我这儿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这个老大爷也有点不正常，他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青都送过信的，上面有结婚证、离婚证复印件，也是受过刺激。这就是小报记者说的“惹众怒”。要是写大家都赞同李银河，就没什么新鲜了，所以，只能写大家都反对。

网上那么多人反对，确实让我意外。但仔细想想，反性、禁欲的观念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又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人们反应激烈，也是正常。社会学有个示范理论，说社会变迁大时，人们失去规范，过去的价值观动摇了，新的又不敢接受，会有较多的非理性。所有这些反对意见，都可看作是中世纪、前现代的反性、禁欲势力的体现。

人物周刊：大家印象中，李银河每次说的都差不多。提倡性解放，是你这些年最主要的观点吗？

李银河：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已经发生在前面了，只不过，我说出来，为他们辩护而已。比如婚前性行为，这十几年增加了好几十个百分点。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性革命，是静悄悄的，它不像西方那样上街游行，容易识别，但人们的行为和观念的大变革的确已经发生了。

福柯经常举中国做例子，说古中国、古东方有性爱艺术，而古西方只有性爱科学。基督教是禁欲的，但古代东方没有这些。我们经常说，阴阳融合、云雨之欢，不认为这是有罪的。但是从宋明理学后就反性了，禁欲了，“文化大革命”到达巅峰，像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性的话语在公共领域消失了，大家谈性色变，非常地扭曲和压抑。最近二三十年，有了变化，人们开始讨论什么是我们的性权利了，这是很值得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

这次的讨论，那么多人的歇斯底里说明了什么？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克服不掉的隐秘欲望，就是性啊。它从青春期开始出现，一直阴魂不散，让人惊恐不安、手足无措。我在为他们各种各样隐秘的欲望辩护啊。

人物周刊：对于想了解你的读者，你会怎么简要介绍自己在性方面的主要看法？

李银河：我最想传达的，就是性权利的观念，只要符合自愿、私密、成人之间这3个条件，是不可以被制裁、被剥夺的。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自愿在私密场所和另一个成年人（不管什么性别）性交的权利。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些，想让无理由剥夺、无理由制裁这样耻辱的事情少一点而已，而在这之前，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耻辱的。

人物周刊：你的意思是，在性方面，有些耻辱我们还浑然不觉？

李银河：对。我在讲多边恋时，并没有带什么倾向性。比如爱情必须是排他的吗？多边恋就不是排他的。我只是介绍这个现象而已，并没有说大家都去搞多边恋。但首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权利一夜情、多边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吃饭的权利，也有符合上述3个原则的性交的权利，这是不应该被干涉、被制裁的。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有4对中年知识分子定期换偶，败露后，为首的被枪毙，严重的无期徒刑，还有的15年徒刑。我有高法的案例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枪毙了好多人。聚众淫乱罪把所有3人以上的性行为全规定为非法，是过时了的。但当我建议把它取消时，又是一片反对之声。

人物周刊：你怎么向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大妈，解释多边恋是可行的呢？

李银河：以同性恋为例，可能更合适一点。我会这样说，如果你的儿子、孙子是同性恋，你会怎么办？你是希望他有个宽松、平等、尊重他的环境，和自己爱的人结婚，还是希望大家把他掐死、枪毙？现在还有7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同性恋是要被处死的，还有80个国家规定同性恋是非法的。咱们中国做得还不错，起码没说是非法的。

很多母亲发现儿子是同性恋后要自杀，父亲打来电话，说你帮我劝劝她吧。我认识一位老母亲，她的儿子为性聚会提供了场所，被判了1年，她在儿子服刑期间羞愤地去世了，难道说这是合理的吗？她的孩子没做什么真正的坏事，像世界上所有好玩的孩子一样，好玩了一次，几个人发生了自愿的性关系而已，就要受这样的惩罚？同样的道理，你希望你的儿子因为多边恋而被万众唾弃，被喊打喊杀吗？

人物周刊：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的老大妈，如你在南京讲座上的那位，她们大概都有过非常保守的青春期，她们要求后辈保守一点，尊重爱情，有什么错吗？

李银河：不能说有什么错。但是我们在做社会调查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社会变动期，有一类人心理最不平衡，他们当媳妇时还受着压迫，做婆婆时却已经没了威风，两头没赶上的人最痛苦。现在好多人说我们一辈子都这么压抑过来了，现在也没什么性欲了，你们哪能这样啊，在你们的青春期，就知道这事，就能享受快乐，我们岂不是白白牺牲了，白白压抑了？从小压抑，特别痛苦，最后不能正常看待这类事物了。改变周围不可能时，就默认它是正常的秩序，最后欣然接受了。自己先被压抑了，再反过来压抑别人，在我们的社会，这样的循环压抑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应该把压抑减到最低限度，越低越合理。

已经没有欲望的，激烈反对，还比较理直气壮。很多人是还有欲望的，但特别激烈地反对满足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这个就比较虚伪，比较变态了吧。可能压抑太久了，扭曲了。

人物周刊：把这些都说出来，但大家不理解，如你所说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李银河：确实心情郁闷啊。也挺矛盾，有时候想不说了，为什么一定要替他们出来说话呢？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们就是坏人，是不齿人类的狗屎堆，铲除掉算了。科学研究表明，有3％到4％的人先天就不喜欢异性，但有些人就是很愤怒，为什么你要和我不一样？为什么我喜欢异性你偏偏喜欢同性？打死算了。结果会怎样？我可以什么也不说，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去享受自己自由而平静的生活。如果这就是有些人所希望的，我完全可以这样做。我就是看到别人的权利受侵害，会着急，我们这代人有些理想主义，不能让这个社会这么愚蠢，这么愚昧，这么野蛮。

如果我现在18岁、20岁，我可能就一夜情去了

人物周刊：在自己的生活里，你能接受多边恋、一夜情或乱伦吗？　　

李银河：多边恋、一夜情、乱伦都太闹腾了，我不喜欢，所以说我憧憬多边恋，完全是违反事实。薛涌在文章里说，既然你不喜欢多边恋，就多讲一夫一妻制好了。许多事我都不喜欢，自己做不到，比如说一夜情、同性恋、多边恋、换偶、参加性聚会等，但作为一个公民，他有支配自己的身体的权利，这是人的基本权利啊。我递交了同性婚姻提案，我就喜欢同性恋？难道我研究犯罪，我就喜欢犯罪吗？

人物周刊：王小波如果多边恋，你能接受吗？

李银河：也能接受吧。如果他有这个欲望，要去尝试一下别的女人，我也不会特别反对。但是他要是去爱别人，我可能就接受不了。我的线可能就划在这儿，就是是否就爱我一个。如果他还只爱我一个人，他想跟别人有肉体上的关系，这在我的容忍范围内。

人物周刊：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在现实生活里对性的看法？

李银河：喜欢一对一，喜欢异性恋，不喜欢一夜情，不喜欢多边恋，不喜欢一对多。信奉爱情，信奉性和爱不要分开。我并不歧视把性和爱分开的人，有相当多的夫妻是把性和爱分开的。我喜欢和自己相爱的人结婚。如果不爱的话，我是不会去结婚的。

人物周刊：很传统？

李银河：我不认为自己传统。如果我爱的人希望建立一个不传统的人际关系，我也会义无返顾的。我喜欢爱。比如我爱的人希望同居而不结婚，这个就很不传统，如果现实生活中我有这样的必要的话，我不会犹豫的。我喜欢一对一的关系，但我不会听从传统的约束。

传统也有歧义。现在有人说，要提倡一夫一妻制的传统价值。可惜，中国的习俗和传统价值并不是一夫一妻制，而是父权制的、是一夫多妻（妾）的。一夫一妻制是西方基督教的习俗和传统，是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才引进的。我们要回到哪个传统上去？有些人际关系虽然不是传统的，但是既然人们有这个需求，把它创造出来，它就有它的功能，不应当排斥它们，固守所谓的传统习俗和价值。

人物周刊：既支持多边恋，又坚持一对一，有人说，这是双重的道德优越。你在博客里，好像也急于表明，自己实际上喜欢的是一对一的异性关系。

李银河：网上说我什么的都有，说我是淫乱大师，道德沦丧，哗众取宠，标榜自己，现在又说我是双重道德优越。该听谁的？如果我现在是18岁、20岁，我可能就一夜情去了，但我过了岁数，也不喜欢一夜情，把这两个看法并列在一起，就是双重道德优越？

多数人群的非理性力量是很残暴、很强大的，就连我为这些少数人群的权利说句公道话都要挨骂，可见这些人的权利是多么脆弱、多么缺乏保护。这难道不是目前中国可悲的现实吗？

人物周刊：多数人在现实中的选择，还是婚姻，还是一夫一妻，也有调查表明，多数人的幸福感还是来自婚姻，你的言行是对他们坚持的伦理准则的伤害吗？

李银河：秦晖有句话：文化无好坏，制度有优劣。一对一、一对多、白头偕老、不断更换性伴，这些都是文化，没有优劣。不能说异性恋是一等，同性恋是二等，虐恋是三等，所有的性行为都是平等的。但保护所有差异的制度是优的，只保护多数、不保护少数的制度是劣的。我赞同什么，和我选择什么是两回事，你有选择的权利，但你完全可以不选。我赞同一夜情，但没有去搞一夜情，这不是虚伪。

人物周刊：你对一夜情、多边恋、乱伦的描述是否太玫瑰色了？可能误导公众。

李银河：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它们的弊端，比如加大性疾病传播的几率等，绝没有人为赋予它们情调、玫瑰色，这是对一个社会工作者的基本要求。这大概也是薛涌对我的主要批评。

人物周刊：王小波之后，你遇到了比他更优秀的男人了吗？

李银河：这个问题我先回避，等我60岁后，我会写回忆录。

人物周刊：你可能经常被问到，假如你是同性恋，你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吗？

李银河：如果是，我想我应该会公开的。一个中国的同性恋，要不要公开身份，是要根据周边环境、家庭等因素来决定的。对我来说，没有纯心理方面的障碍。

人物周刊：你会担心网上一些关于你是女同性恋的传言，损害你的形象吗？

李银河：陈丹青说过，他还真希望自己是个同性恋，这样他便对艺术有更多的感悟。其实，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同性恋，我希望自己能体验更多的东西，可惜我不是，是很遗憾的事。就像猫是猫，总归不是狗，没有谁好谁坏。我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公开地谈论同性恋，会让一个中间状态的人更彻底地变成同性恋；长时间做同性恋研究的，更可能是个同性恋。

李银河：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无知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统计都表明，一个社会并不因为它对同性恋比较宽容，同性恋者就增多，也不因为它对同性恋者特别苛刻，同性恋者就减少，而只是说，如果环境宽松，他们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如果环境苛刻，就转入地下。

我的博客不是公共厕所

人物周刊：我们注意到，南京讲座后，你把博客上的留言功能关了。

李银河：至少在我的博客里，我有这个想法，这些非理性的人是不应该有话语权的。本来这些低级、下流、混蛋的话是出不了声的。我不能给它们提供舞台，这是我自己的田地，不能让他们随地大小便，我这儿不是公共厕所。我自己也不看留言。过去我是觉得无所谓的，但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肮脏、恐怖了，已经是语言的暴力了。

人物周刊：有孤军作战的感觉吗？

李银河：我也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明呢？当我发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时，我在想，潘绥铭的观点肯定跟我一样，但是他为什么不说话了呢？当然，他说不了话，有其他的原因。

小报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也相当让人头痛。挺正式、重大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观点和命题，被处理成低俗、下流的黄色信息，好像这些看法多为大家所不堪，实际上不是，我是深受其害，这次南京讲座就是个例子。有一次，潘绥铭在一个讲座上发表对性工作者调查的报告，第二天报纸上的标题是，潘绥铭号召我们向“鸡”学习。

人物周刊：不是正如你希望的，像福柯那样，每说一句话，都是新闻事件吗？

李银河：我的工作就是搞研究、出书，并没有责任向公众普及这些观念。我在考虑，以后出去做报告，只从头到尾念稿，不留任何回答问题的时间，不给别人断章取义的时间。我不会说假话，但一说真话，就有人跳出来，照本宣科算了。有些人太没教养，太经不起刺激了。这也不奇怪，性的历史有多长，反性的历史就有多长。有人还说，我们要不要把李银河烧死在广场，把我比喻成布鲁诺，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呵呵。

人物周刊：你有启蒙知识分子身上那种惯有的自负吗？

李银河：有一次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举办一个同性恋主题研讨会，会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大法官，是全世界数得着的大法官，他是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一口一个“my hero（我的英雄）”。他说，当他还是个少年时，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非常苦闷，是金赛博士的报告，给了他生活的勇气。他说你现在在中国做的事，就是金赛博士过去在美国做的事。我就特别感动。

浮士德精神似乎是中国人特别缺少的：我要探究窥测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中国的精神常常是不求甚解，甚至是“难得糊涂”，我对这些嗤之以鼻，这大概就是自负吧。

人物周刊：性是你必然要选择的课题吗？在性里面，你发现了中国社会的什么秘密？

李银河：最早在美国看到金赛博士的报告时，心里就有隐隐的冲动。那时我已经30多岁了。我只是想描述现状，解释原因而已，没有其他的意图，没有想要和谁去战斗，要改变谁。可性研究必然的副产品，是改变错误的观念，挑战社会。金赛博士就是这样的，1948年出版《人类男性性行为》，1953年出版《人类女性性行为》，美国风气为之大开。

我属于50年代出生、60年代进入青春期、70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这30年，性在中国是一个怪物。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它从不在场；可是在各种隐秘的地方，它无所不在。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当时的社会有阳的一面，还有阴的一面。人们在阳的一面是一副面孔，在阴的一面是另一副面孔；在阳的场合说一种话，在阴的场合说另一种话。而性这个话题绝对属于阴的世界。

在那30年间，由于性处于社会的阴面，整个社会的性观念相当扭曲、变态。门内饮酒，门外劝水；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要不就是天真、纯洁、羞涩到幼稚的程度。这就是当时人们在性问题上的典型表现。这种反常的现象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呢？说白了，我就是想搞清楚：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会如此的扭曲、如此的变态、如此的压抑？

人物周刊：性的调查、研究对您的个人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李银河：最新的统计资料，26%的中国女性不知道快感，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10%）。80%的女人不知道阴蒂，不知道这个获取快感的最重要器官，这太蒙昧了。不应该太压抑自己，这是我这么多年研究最直观的感受。我不刻意压抑我所有的欲望，只要不违反那3个原则，有欲望，我都会去满足。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不直接冒犯主流价值观，可能为你和你的同道赢得更大的话语空间。

李银河：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对这个也不是很在乎。我并不是搞运动，不是想发起一场性革命，成为精神领袖。我希望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能帮助大家看清楚，什么是我们正当的性权利，而对性权利的遮遮掩掩，使多少基本的生活常识被遮蔽了，而我们还浑然不觉。现在中国难道不需要启蒙了？在性问题上，中国刚刚走出中世纪，刚刚进入现代的门槛，就这个领域来说，启蒙绝不是陷阱，而正是我们的社会所急需的，也是我辈知识分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