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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当过十年的教师。那是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当了一名讲师。那时系里的主任和教师大半是我的老师。校内其他科、系里也有我的老师，总之，全校的教师都是我的师辈！因此在开教授会的时候，我总是挑个极边极角的座位，惶恐地缩在一旁。大家都笑着称我为Faculty Baby（教授会的婴儿）。那一学期我还不满二十六岁。

在学生群中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我教一年级必修科的国文，用的是古文课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学生很多，年纪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国文课分成五个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闽粤的学生，听不大懂马鉴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顾随、郭绍虞等几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于是教务处就把这一部分学生分到我的班上。

从讲台上望去，一个个红扑扑的稚气未退的脸，嬉笑地、好奇地望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一般称教师为“先生”。这些笑容对我并不陌生，和我的弟弟们和表妹们的笑容一模一样。

打开点名簿请他们自己报名，我又逐一纠正了他们的口音，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一下子就很熟悉很亲热了！

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就是自传，一来因为在这题目下人人都有话可写，二来通过这篇自传，我可以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等。

我看完文卷，从来只打下分数，不写批语，而注重在和每个人做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上，这样，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写的，我也可告诉他们我对这篇文字的意见，思想沟通了，我们彼此也比较满意。

我还开了一班“习作”的课，是为一年级以上的学生选修的。我要学生们练习写各种文学形式的文字，如小说、诗、书信，有时也有翻译——我发现汉文基础好的学生，译文也会更通顺——期末考试是让他们每人交一本“刊物”，什么种类的都行，如美术、体育等等。但必须有封面图案、本刊宗旨、文章、相片等等，同班同学之间可以互相组稿。也可以向班外的同学索稿或相片。学生们都觉得这很新鲜有趣，他们期末交来的“刊物”，内容和刊名都很一致，又很活泼可喜。

回忆起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恋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了知心朋友。

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我们常常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的讨论会，或者作个别谈话。这种个别谈话就更深入了，有个人的择业与择婚问题等等，这时我眼前忽然涌现出好几对美满的夫妻，如郑林庄和关瑞梧，林耀华和饶毓苏，等等。有的是我以“大媒”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完婚仪式，有的是由我出面宴请双方的家长，为他们撮合。

说起来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们中有过半数的人已先我而进入另一个世界，写到这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

我应该停笔了，我说的既不是“尊师”也不是“爱生”，我只觉得“师”和“生”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