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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

对一个国家来说，尤其像中国这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承认制度上的缺陷，比承认器物上的落后，要困难得多。直到今天，许多人在反思甲午时，依然着眼于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的总吨位、总马力、编队航速等技术细节，把清政府的战败，归咎于北洋军舰的炮弹质量太差。

技术上的差距，固然可以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但长远来看，这种技术上的差距是怎样形成的？事实上，中国与日本的国门，几乎在同一时间被西方国家叩开，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而清朝却依然沉睡不醒，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还在争论火车路轨会不会破坏地脉风水的问题。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对中国的战败原因，有这样的分析：“清朝以完全无准备状态而卷入战争，乃史无前例。其主要原因为统治者之无知及与人民脱节。清朝统治者虽自以为高贵尊荣，然终日忙于礼节之中，使最可敬爱之大清人中之最无智识而最愚笨者成为统治者。清朝政府几于无官不贪，无事不贿，上下相欺，大小相欺。”

当大部分大清子民仍对战败感到错愕茫然之际，这位美国人已经指出，清朝战败的根本原因，是在政治上，而不在战场上。

李鸿章对大清的问题，有切肤的感受，官僚架构颟顸低效，执政者缺乏智慧，官场贪腐成风，这种差别不是用军舰数量与大炮口径可以衡量出来的。战败后，李鸿章在第一时间作出反思，并提出政治改革的建议。他在马关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举行首次谈判时，便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成就，表示“十分羡慕”，并把清朝与日本的情形作了对比，他对伊藤说：“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可见李鸿章并不像后来历史学家经常批评的那样，只知引进洋枪洋炮，对西方政治制度一窍不通，他的第一次公开反思，便清楚指出，大清落后于日本的原因，不是枪械的落后，而是“囿于习俗”（保守、不思变革），今后改革的方向，在于步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各项政治，日新月盛”为目标。

李鸿章从马关返抵天津后，具疏奏报《马关和约》已成。在奏折中，他向两宫、向满朝文武、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一位古稀老人的泣血呼吁：“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尽管战后有一些人希望清朝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但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一批工商业者和民间知识分子，开始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寻找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并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他们以进取的态度参与政治，踊跃发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变法自强”逐渐成为一个响遏行云的口号。

由于有这样一批人士的存在，甲午战败后，清末社会并未因此沉沦，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而是开启了戊戌变法的一幕。以往的史书恒指康有为是发其端者，然揆诸事实，李鸿章才是在朝堂之上大声疾呼变法自强、政治改革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