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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匹研究“红学”的超级黑马，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教授堪称学术界的传奇人物， 他在198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后，1987年突然改行研究历史。2010年，已在中国科技史和中外交通史颇有建树的他又开始踏足红学领域。他认为很多人都说《红楼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本小说，有这么多人关心它，却理不清它的历史背景。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黄一农认为自己应该尝试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他说，当时对《红楼梦》的认识仅仅是高中生水平，而到2014年底，其研究红学的专著《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已在台湾出版。谈到他的红学研究，他说：“我并不是纯粹研究《红楼梦》。我的研究是为了让红学与清史‘对话’”，“撇开《红楼梦》不谈，我讲的东西就是真实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我研究的是真实的历史。”

余英时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说过，红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有些试图指实历史与小说彼此关系的努力，遂出现各说各话的解释空间，而一些“新索隐派”亦得以用猎奇的方式吸引一般大众的关注。红学家刘梦溪曾说：“最能体现红学特殊意义的两个红学派别，索隐派终结了，考据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了死结。”并指出“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且悲观地称“我认为百年红学正在走向衰落”。但随着近年大数据的出现，相关文献的发掘正迈向一个崭新的局面。黄一农教授就利用其“e考据”的研究方法，大胆进军从未触碰过的红学领域，竟破获了困扰红学大师和众多红迷已久的一桩桩悬案。有人认为“e考据”就是倡议年轻一代在网上搞科研，其实不然，黄一农强调，传统方法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一分一毫都不能轻视，都要做到最扎实。然后再结合电子资料库给我们的方便。真正厉害的“e考据”是你要有问题意识，你要问什么问题，去把间接的答案找出来，用间接的答案堆在一起来论证你的观点。

清杨鹏秋所绘纳兰成德像，一代词人纳兰成德是曹寅的好友，亦有姻亲关系，有人说他是贾宝玉的原型

“元妃省亲”有原型

黄一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不会从零开始，作为一个一流的作家，曹雪芹很敏锐地利用这些第一手的材料，把它们放到书里。”“元妃省亲”作为全书的高潮之一，曹雪芹抓住这一大关节，浓墨重彩，细致描绘了省亲的盛况。例如：

很多史学家都认为省亲的故事纯属虚构，因为古代的妃子是不能离开后宫，更不可能回乡省亲的，因为这牵扯到皇室血脉纯正与否的问题。但如此之多的细节描写，黄一农认为，这一定有原型参照，不然曹雪芹不可能写出如此精细的文字。在同治皇帝大婚档案中，太监也是边跑边拍。进一步考证，唐诗词中就有“拍手可以引凤”的说法，代表嫔妃来了。再查《大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可知“曲柄七凤黄金伞”为“金黄缎黄里绣彩凤七曲柄为木质涂金龙首一径一尺八寸”，是贵妃仪仗用品。康雍时期仪仗所用的曲柄盖伞是在红缎上绣七凤。乾隆十年（1745年）谕旨将红缎改为金黄缎。黄一农说：“如果仔细分析这些记载，甚至可以推出元妃省亲的故事应该是在乾隆十年之后完成的，小说中的‘曲柄七凤黄金伞’与典籍记载的名称一字不差，这肯定不是凭空写出来的。”

甲戌本有脂批：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处，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意。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既然脂批有此一说，黄一农又千方百计去找南巡有关的档案。他从“省亲”查起，终于查到第一位回家省亲的妃子是康熙帝极为宠爱的王氏。王氏共为康熙生了十五、十六、十八三位皇子，其中十八皇子胤祄8岁夭亡，被葬在景陵，是唯一一位与父母同陵的皇子，可见康熙对他的疼爱。即使如此，汉族女子王氏直到十五皇子25岁时才被册封为位阶很低的“密嫔”，到雍正时才被尊封为“密妃”，乾隆时再封为“密太妃”。当然，王氏获准省亲也并非如《红楼梦》中的元妃在青春年少时，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帝刚登基时，密太妃王氏与另一位太妃陈氏获准省亲。此外，她还曾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随皇帝南巡时，在苏州觅得已断绝音信二十年的父母。

至于脂批中“借省亲事写南巡”，黄一农认为，这同时也为曹家被抄“辩冤”，小说中即曾隐约提及康熙南巡导致接驾者的巨额亏空，作者在第十六回借赵嬷嬷之口说：“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第五十三回也透过贾珍之口曰：“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康熙帝也因此自言：“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

黄一农认为密太妃王氏的生平与《红楼梦》有诸多隐约的对应。密太妃以前朝后妃身份省亲，小说中是当朝元妃省亲。密妃父王国正的首尾二字，恰同于元妃之母姓（王夫人）与父名（贾政）的合体；林黛玉因避母贾敏名讳，将“敏”念成“密”；小说六十三回中称探春：“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此处将贵妃元春写成王妃，全书仅一次，是否暗指密妃王氏……密太妃省亲以及时隔20多年寻回父母，都非寻常事。作家把现实的各种元素拆解在小说中，隐约可见王氏是重要原型。

曹雪芹又如何知道王氏的故事？ 曹寅祖父振彦是阿济格的包衣，且是王府长史。阿济格五女又嫁明珠，是成德和揆叙的生母。曹寅和成德关系密切。揆叙和密妃的儿子胤禑、胤禄都在南巡队伍中，应会在江宁与曹寅家有密切往来。另外，苏州织造李煦家与江宁织造曹寅家在康熙最后四次南巡时均曾接驾，曹寅之妻又是李煦族妹，王氏在江南找到父母的喜事很可能传遍两家，曹雪芹很可能从家族长辈中听说王氏的故事。

小说是“明珠家事”吗？

通过对省亲历史原型的追索，黄一农发现，密氏王妃之孙弘庆的嫡福晋乃明珠次子揆叙的孙女，由此他隐约感觉纳兰家与小说间有些前所未知的“遗失环节”，遂全力尝试去梳理其家的世系与生平资料。

康熙朝曾任大学士的明珠，是纳兰氏从来历官最高者，而其长子在清代文学史上声名显赫，被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时人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但学界迄今对此子姓名之称谓仍莫衷一是，对改名之缘由与变化亦解读纷然。黄一农在细探满汉文献后，认为明珠长子cengde之汉名原取作同音之“成德”，后因敬避太子胤礽满名in ceng之嫌名，而自发地将满名改作singde。虽许多汉文本官书曾出现“性德”、“星德”或“兴德”等译名，然成德与汉人往还时，仍保留原汉名未易，并以“成”作为汉姓。所以其称谓应为“纳兰成德”。纳兰成德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张纯修三位旗人都对汉文化中的金石书画、诗词吟咏有浓厚兴趣而互相引为好友并时相往还。

《红楼梦》第七十回“众姐妹走访稻香村，改海棠社为桃花社”中的场景。选自清代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图册。纳兰家女性浸润在诗书氛围中，出了不止一位闺阁诗人，颇与大观园里吟诗结社相对应

纳兰明珠有成德、揆叙、揆方三子。康熙朝时，揆方儿子永福和永寿被并入揆叙家，揆方这支就没了。揆叙家曾卷入康熙朝的夺嫡之争，后在政治上受难。雍正又把永福的一子二女给了永寿，所以永福这支也没了，永寿过世后，只育有四女的守寡长媳关思柏便抚养着这些子女，他们家的“大观园”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一样，也六女一男。这种情景使黄一农极其好奇纳兰六姊妹的配偶是否与曹雪芹有所交往，他最早查到的有两位，一位嫁给密太妃嫡孙弘庆，一位被选为乾隆帝的贵人，后封舒妃。但他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推论傅恒亦与弘庆、弘历为连襟之后，就遭遇瓶颈。2012年8月，他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第一届“e考据与文史研究”研习营时，没想到其中一组学员竟然在结束前两天找到纳兰诸姊妹的另一位连襟：曹雪芹的二表哥福秀。其后他在网上发现有人在提到他的论文《从纳兰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红楼梦>的本事》所找出的四位外，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裔孙希布禅（阿巴泰一家的政治取向也多与胤禛相左）亦娶纳兰氏。也就是说，纳兰六姊妹当中已知有四人嫁宗室，一人嫁乾隆朝皇后之亲弟（傅恒），状况不明的就只剩一人。

由此，黄一农决定鼓足勇气，碰运气逐页去翻查全世界最大部头且尚未电子化的《爱新觉罗家谱》，在历经几个日夜的努力后，终于在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支读到其裔孙永的嫡妻即纳兰家的小妹，而这位姑爷竟然又是曹雪芹至交敦诚的长年好友！可以想见，这个发现带给他的那份惊喜，在《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一书的后记里，黄一农写道：“当晚我开了瓶最近迷上的德国Riesling（雷司令）白酒庆祝，吾妻文仙则多炒了盘我爱吃的三杯小卷，换听我这位才刚穿越乾隆朝回来的红迷，娓娓闲话纳兰家事。”

纳兰家女性浸润在这样的诗书氛围中，出了不止一位闺阁诗人。永寿之姑留有诗集《绣余诗稿》。纳兰家在康熙朝就请了很多家庭教师，关思柏请了一名叫宫淡亭的女傅，专门教这六个女孩，而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黄一农还查到了宫淡亭和关思柏的传世诗集。这与小说里时常吟诗结社的氛围也是对应的。而上述和曹家有关联的家族都是清初政治斗争中的受难方，所以《红楼梦》在最初抄本流传的时期，几乎都是曹雪芹交游圈经历相似的落难者们在读，所写脂批其实抒发了家族被打压的愤懑心情，他们阅读小说的心情恐怕是今人难以体会的。

了解了曹家与纳兰、富察两氏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曾长期担任阿济格王府长史的曹振彦，更是看着明珠之妻（阿济格第五女）从小长大，这些新事证若置于红学的脉络中，将令人不能不对乾隆末年既已出现的“明珠家事说”和“傅恒家事说”有一全新思维。

据曾国藩的亲近幕僚赵烈文《能静居笔记》记载：“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按指乾隆）末年，和（和珅）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明珠遗事。”

若乾隆帝确曾看过《红楼梦》，则他不可能不注意到小说中元妃省亲之情节，与己所颁允许太妃出宫归省之恩诏间的强烈相似性，并从所纳舒妃之家事，体会到入住大观园的众角色。所以他若在读过这本小说后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实可以理解。

黄一农认为，《红楼梦》这篇小说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很多细节，这些都不是人的脑袋可以创造出来的。若将清前期一些新发现之相关史事置于红学的脉络中，将令人不能不合理怀疑这本小说曾采撷明珠家及其姻亲家一些人物的特殊事迹作为创作元素，其所引发的联想或共鸣，就是早期读者所主张“明珠家事说”和“傅恒家事说”的滥觞。但是，第一流的作家不可能照着历史，把某一个家族的事情一一对照着写成小说，那是一个笨作家。好的作家是把几个人的性格糅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人物，把许多精彩的历史事件融合到一起。所以，黄一农说：“将此等虚拟小说与现实世界具体比附并对号入座的做法，不应是我们对一位杰出作家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