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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部书，还是得认识书的作者本人，最好从小时候起。 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钱家人爱说他有“痴气”。
钟书四岁起识字，并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家中收藏的《西游记》《水浒传》以及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这类小说，看完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后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和我讲哪条好汉使哪种兵器，重多少斤，历历如数家珍。
钟书十一岁，伯父去世。伯母抽大烟，家败得很快。钟书读书时练习簿也买不起，他就用伯父生前亲手用毛边纸、纸捻子为他钉成的本子，老师看了直皱眉。同学都有许多笔尖，他只有一个，断了就没法写了，他急中生智，把毛竹筷削尖了头蘸着墨水写，当然写得一塌糊涂，老师简直不愿意收他的练习簿。
他有些混沌表现，至今依然如故。例如他总记不得自己生年月日。小时候他不会分辨左右，好在那时候穿布鞋，不分左右脚。他穿内衣或套脖的毛衣，往往前后颠倒，衣服套在脖子上只顾前后掉转，结果还是颠倒。
钟书十四岁考上苏州桃坞中学。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没有了严父管束，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父亲回家命他做一篇文章，他的文章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这顿打激起了他发奋读书的正气。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那时商务印书馆出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二十岁那年考上清华大学。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剧本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中，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
钟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仍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为了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几句话也许可作《围城》《重印前记》的笺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