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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丸尾长喜先生有一本谈鲁迅的书，名为《耻辱与恢复》。然而，作为后知者的我们，是并不能理解耻辱对于鲁迅的意义的，也许象牙塔里的生活始终就是一座无形的囚笼，书斋语言阉割掉了我们的心灵痛感。蹈海自尽的激烈，残忍的人血馒头，古轩亭口的夕阳，掩埋在尘埃里的耻辱经验。我们无法体会也就在实际上疏离致远，我们熟悉的，仅仅是那些嚼烂了，翻透过的文学语言而已，语言背后鲁迅内心深处最刻骨的悲凉，大家都没有读懂。

哪怕以今天的角度回望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他也绝不只是一个关心个体命运的作家，在鲁迅去世之时，就已经被推崇至很高的位置，作为中国先进文人的代表，他也是中国面对亡国之祸时最坚韧的一个斗士，他表面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也一直在被中国的后继知识分子所效仿和发扬。他的所有作品都是针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国民性展开的批判攻势，在这一连串的追问与反思背后，我们也不禁反问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社会上种种暴行为什么会有着生存的土壤。鲁迅毫不留情的把自己当成国民自我剖析的样本，却也在同时让同胞们感到不安，他不仅是无情的匕首，更是被命中的伤口。“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中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鲁迅的一生，一直在回避当救世主的角色，哪怕有心人恶意为之，真正了解他尤其是仔细研读过《野草》一词一句的读者，都会立刻被鲁迅那种模糊的意识所震惊，因为在那些文字当中，他是如此的懦弱，不堪一击，甚至频繁地陷入自我怀疑的漩涡，在自我矛盾与自我否决中飘忽如谜。而经历过诸多人世沧桑后，鲁迅也感叹道：“中国的人们，遇见会使自己不安的人物，向来就是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在鲁迅的概念体系中，所谓的弱国民族主义的基础，指的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绝大部分的弱小民众都陷在水深火热，只有少数人变成了社会既得利益的瓜分者。鲁迅是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论把中国的农民描写的多么愚昧，却永远对于他们饱含同情。展现农村生活的作品《社戏》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讲述的，单纯地感受在路途上的喜悦，《祥林嫂》《阿Q正传》《故乡》在叙事过程中，始终携带了成年人阶层的观感体验，字里行间流露出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不公平现象无能为力的一种愧疚。

在鲁迅的内心世界中，悲观绝望的悲哀与虚无迷离的色彩占了很大的部分，他的语言丰富，新意迭出，但同时也很令人费解，就像一位文学评论家说的，读鲁迅的小说，会让人产生一位日本作者试图写中国小说的错觉。“这是哪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到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鲁迅虚构的文学世界中，他大胆的丢开了一直束缚住自己的枷锁，任心中遁藏了许久的魂灵肆意驰骋，对他来说，文学是一场心灵的召唤，也是一声唤醒民众的呐喊，它难以熄灭，可终究也不能燎原。理智中存在的彻底悲观与情感表现上的乐观化，在鲁迅身上一览无余，奇妙的和谐共存。但在充满着种种不公平的黑暗世界，他始终是毫不犹豫的与受害者站在一起，替他们发声，为他们鸣不平。但是，理性控制下的鲁迅，也从来不会抱有虚妄的幻想，去奢望革命的光明未来。“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相互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一幅在他脑海挥之不去的冰火画面曾经激发了鲁迅的创作灵感，在写作《野草》的鲁迅这里，却成为他当前处境的绝妙比喻，心中的革命之火熊熊燃烧，但只能被冰冷理性的大脑所禁锢。

鲁迅留学十年酿造的苦涩心理，来源于看杀同乡的自责，这一切在他心中浸蚀，齿咬，拒绝受辱的陈天华，重走荆轲之路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像是短暂樱花的开落，成为他脑海中的一个幻影，时刻提醒着他不能和那些名流文人一样，坐着指点江山，而苟活者的身份也使得他终身不得安宁。所以，鲁迅一辈子做不到狡猾其艺术，中庸其姿态，他更无法做到无视青年的鲜血而回避民族的大义。然而江山不幸，山河不保，知识分子的文学疗众更多的是彷徨与无奈，鲁迅挣扎在政治与文学中间，三一八，九一八，成为他一辈子逃不开的梦魇。时间是一个狡猾的不在场者，它最会洗刷真实掩埋罪恶。鲁迅不愿意苟活，但是也不能容忍身边事发之时明明在场，却为自保而做假证的所谓“君子”。

徐锡麟失败之后，被清军剖心食肉一事，对于鲁迅的创作，一定程度上也起了引子的作用。在鲁迅作品最早构思的时候，吃人就被他当做是最基础的结构间架，鲁迅借《狂人日记》来清算，甚至禁不住进行控诉“自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一直吃到，吃到徐锡麟”。在《药》中，革命者的鲜血被人们制成人血馒头来治病，秋瑾作为人物背景与主人公夏榆遥相呼应，买人血馒头吃的愚昧民众，也成为在日本遇到的围观同胞被当成间谍处死的愤懑的延长。

这样构思的真实动机，也被鲁迅掩埋在思想的最深处，在作品中，始终闪现着秋，徐两个老乡的影子，他一辈子不是志士，很多时候甚至在为苟活于志士之后而为耻，他心中怀着一个深沉的影子，希望能向他的两个老乡一样，使傲慢者低头行礼，蔑视者脱帽致敬。

留学日本的经历，像是有着双刃的刀锋。大义挫折，文化怀疑，每个人都在其中感受，但始终说不清其中的玄妙与奥深。

鲁迅在留学日本其间就开始病理化中国人的缺陷，借由此，他强烈的表达了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成为和孙中山一样，现代中国病灶理论的发掘者。从他早期的言行来看，他一直着重于强调中国最为缺乏的是诚与信的精神，不诚则“瞒”，不信则“骗”，结果则是不敢正视于各方面，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他的思想，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国民精神的原色。在早期的作品中，鲁迅也透露出了许多爱人及世的精神，在这里，我们已经很难见到之前鲁迅文字中那种儒家成圣的冲动，而更多的是一种殉道者的自省。他选择肩住黑暗的闸门，承担起这个世界的黑暗，留给青年一条光明之路，这种非传统的精神是五四新文化的灵魂，更是现代意识在文学领域的折光。鲁迅有自己的傲骨，他曾经说过：“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他一直坚持于忠于文字本身而非常态化的解读，这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选择态度。可是，在文学作品专注于社会政治问题的五四时期，一向主张现实主义的鲁迅依旧被魔幻与唯美主义影响，并借此进行了充分而舒展的自我回答，并没有把这些当成讽刺的载体。野草中的梦是那个世纪的鲁迅内心的真实写照，在社会政治中，他既是一个激烈的革命家，同时也是冷静超然的观察者，一边在抨击束缚了中国人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化，一方面也对新式偶像倡导的先进理念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正如梁实秋在与鲁迅的争辩中所说的：“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都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么样呢？”

也许鲁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他是旧时代的破坏者，同时也是新时代的建造者。他更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但是他从来没有驯服于命运，在历史演进的滚滚车轮中坐以待毙。他一直致力于诠释中国的文化危机，并将此作为自身性的问题加以探究，解释。以周围的一切为模板，把自己当成标本，去尝试分析旧世界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枷锁与压迫；而同时，他也在努力探寻新世界的运行秩序，在挣扎中寻找重生之路。在《两地书》他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道：“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很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鲁迅的一辈子都投身于谴责中国社会阴暗面的战斗，但在战斗中他依旧时不时地流露出悲悯，因为他意识到，即使光阴荏苒，山河裂变，他的文字仍然像最锋利的匕首一样插入中国社会的痛处，而这些文字生命力的尚存，也恰好证明了病菌依旧存在。

鲁迅的作品就像一枝投枪一样戳入我们的心脏，用血淋淋的现实来回答着那个即崇尚美感又同时因为扩张而不断烧杀劫掠的民族带给他的困惑，他用自己的一生去探寻解开心结的钥匙。他做了一代文豪该为之事，向着罪恶的体制，选择了不断抗争质疑，在孤独的求索中，他也探究了知识分子在那个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的世纪之初依旧可以践行救国大业的可能性，他的一记拳头打到了整个时代的痛感神经，同时也是对着在中国滋生不断的“伪道士”发出的挑战书，自此，一场漫长的较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