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加缪以启发人类良知和不屈不挠的人道主义精神赢得诺贝尔奖时，有人曾问他何谓人道主义，他毫无迟疑地回答说是“自由”。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自由的意义何在，便触到了存在主义的核心问题。存在主义者对自由的解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克尔凯郭尔所阐述的，人对实体（上帝）或永恒一面的实践的信仰，另一种是萨特所说的“自由是人在完全孤独中的完全责任”。但是，加缪所表现的自由概念，却是人类无私的博爱，这种博爱发自良知的觉醒，并促成对生命的绝对肯定。

在《异乡人》《鼠疫》和《堕落》三本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加缪对良知觉醒的真实感及对生命肯定的坚决态度。《异乡人》中的主角因为丧母时表情冷淡，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而被法庭判处极刑。但因为他感到这个非理性世界一切存在的荒谬情境，他并不为自己辩护，他知道在生的尽头有一线自由的边缘，而就在对死的向往与刹那“自由”的经历中，他方能充实生命并重获信心。“异乡人”深知生活中的怪诞和背理，对生命乃是一种压迫和重负，只有死的自然结束，才能使他与荒谬告别，而进入永恒的超越。相对于他的良知而言，对“无理”生活的厌恶，正显示他对生命的执着，对“荒谬”的反抗，也就是对真理的热爱。“异乡人”在奔丧出殡的冷淡表演中，难道不为他的母亲悲伤吗？悲伤对他不只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真实，不只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与存在扣接的锁链。他与母亲的联系只有在超越“荒谬”之际的关系之后才能成立，所以他觉得没有一个人有权利为她哭泣。在行将就刑的时候，他第一次领悟到他和母亲一样将要挨到自由的边缘，并重新开始另一个生活，他感到快乐。从这里我们知道加缪所宣示的爱，既不是私情也不是虚伪，而是深切的悲悯和存在的真实体现。

《鼠疫》是一本与苦难奋斗的记录，书中的主角里厄医生在领导全城与鼠疫的抵抗中，他发现“人们之应受赞美究比应受诋诽处为多”。他也由这次摧残的经验里，吸取了更深的警觉与更高的智慧。对于人类来说，瘟疫只是一种苦难的形式，但折磨和苦痛并不是罪恶的代价，而是牺牲者分内的事物，容忍的极限既非道德亦非宗教，乃是同情与悲悯。所以当里厄医生眼巴巴地看一个婴孩被鼠疫折磨至死后，对事事训人要听上帝意旨安排的神父大大奚落了一番。加缪曾说过，最令他关心的事情是一个人应怎样处身立世的问题。《鼠疫》一书就提出了答案：我们不能确实地做好事，但我们可以全心全力地去提高警觉，不做任何增加我们痛苦的事。

《堕落》叙述一个名律师的堕落经过，以及他如何由一个自得人从自由的境地里沉坠到自我虚伪的发现中而至忧喜无常。加缪把这个人描写为“今日的英雄”，可是他又说：“我的英雄就是一个罪恶良知的真实写照，他有欧洲的把一切推到罪恶之感的心理。”因此加缪使他成为“忏悔裁判者”，使他对自我的控诉成为对天下人的控诉，借着控诉他鞭笞全欧洲人的罪恶感。虽然这是一个叛离的时代，虽然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是信徒了，可是他们的良知仍然存在。既不能以不可知或无神论解脱良知的困惑，他们便需有重新行动的必要，这种行动一方面是反省，一方面也是审判。

当然加缪是反对宗教的，像尼采批判宗教并宣布上帝死亡一样，他的作品乃成为西方的宗教传统和堕落时代的考验。他的标准是人，人的生命和与生命胶结的时间性，是他的人物思想变奏的旋律。他可能是冷酷的，执拗的，不为律法所动的，但是，他与大地互通声息，他掌握自己，他的生活展示出一连串孤立与超脱的努力。所以他们不祈求天国，不祈求任何生命极限之外的存在，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刹那的生与时刻面临的死亡。但没有任何力量（包括永恒在内），可以打断他们对自由的眷恋，对足以抵偿一切的存在的热爱。

如果我们进入这些人物的内心，或是从人与人的平面关系中挪开，我们便不难发现，这些咬紧了生命的家伙，在剥落了理性的光彩和永恒的幻想之后，他们立刻成为一个荒谬世界的陌生人。在一个显然不是为他们所设立的宇宙中，他们只是一群被生的“狂热欲望”所支配的动物，他们与人、与世界、与自然之间，橫亘着一条无法填补的鸿沟，他们对自我的认识永远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他们经历的是坎坷的生与必然的死亡，在挣扎中追逐，在疑难与答案之间悬吊、徘徊。但加缪不认为“荒谬”是绝望的理由，在他看来，死亡的劫数与毫无缘由的苦难--也就是盘踞在他心中的疑惑--反而提高了生命的价值，它迫使人生活得更为热烈。

因此，加缪对人类命运的提示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他不像虚无主义者在否定了价值之后，便咬定非理性便是一切行为的原则；他却希望做一个荒谬的先知，冀望藉此对人类的境况有所改善。所以他创造的故事常常脱出了写实过程，他更用心在阐述对存在思考的认知程序。在终极落空之后，他能够勇敢地说：“一切是无可解释的。”

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回到生命本身，经历那种狂热，那种刺激，那种虽然辛辣却是能够亲尝的欢欣。在《西西弗的神话》中，他把人类的命运比拟作神话中的主角--西西弗，他因被神祇所罚，命定将一块巨石推上山巅，可是每当他把巨石推到山顶时，它又会滚下来，他必得再度把它推上去，且会再度滚下。在这种连续的失败与无止境的磨难中，西西弗既无幻想，亦无懊丧，他以一种挑衅与高度反叛的精神，来克服这种荒谬的失败，他有悲哀也有愉悦，有挫折也有不断的希望鼓舞他前进。最主要的，他不论何时何地都坚守着“不对命运束手就擒”的信念来与命运抗衡，“假如有个人的命运，就并无更高一层的命运，或者至少只有一个他视为不可避免和应予轻蔑的命运”。一切的充实、胜利、成功都在此，他成为自己主宰的这个意识，将从生到死的所有行为都连结成应战和高贵的牺牲品。所以加缪在神话的结尾说：“挣扎上山的努力已足以使人的心里充实。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快乐的。”

是的，西西弗的故事就是人类的整个命运，对这种命运的认识是不可动摇的伟大悲剧，如果我们想象他是快乐的，这需要勇气和试炼。一世纪来西方思想家对价值的反叛，已经消蚀了人类精神中坚实的一面，把整个世界拖入幻灭与恐怖的汲汲中。像巨石从山上滚下，人被世界的苦刑和挫败所伤，这里有真相，而无拯救，有智慧，而无希望。我们已经慑服于做自己的主宰，人们在宣告失败了。可是加缪的声音是响亮的：“它使我们明了，我们并未达到窘境，也从未达到穷途末路。它把带来不满和无谓痛苦的那个神祇赶出世界。它使命运成为人的事务，必须由人解决。”由人解决，必须是一个新的开始，珍视生命，使良知变作与存在结合的行动。热爱生活的忍受是对自由交付的代价，肯定生存是价值重建的根本。而如果人类还有希望，在于我们把个人的爱投入一个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