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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国耻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1936年9月15日拟定《1936年度华北占领统治计划书》，说明根据1933年中国占领地区统治纲领案、1934年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而确定的新计划，这是日本阴谋侵略中国的铁证［1］。中国驻屯军是《辛丑条约》的产物，七七事变以前驻北平、丰台、通县、天津、山海关等，共5774人。然而拥有1936、1937年度占领华北之计划并不能说明中国驻屯军计划被批准实施。

驻丰台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于7月7日22时40分在宛平城北龙王庙附近举行军事演习，这是日军6月到10月的中期训练计划中以中队为单位的夜间战术科目训练。日军中队长称龙王庙29军阵地方向打了几枪，又听到宛平城方向打来十几枪，立即吹号停止演习清点人数，发现一名士兵失踪。寻找以后没有发现，即向丰台营区第3大队长报告，同时要求进宛平城查找士兵，29军拒绝，于是日军调动部队准备进攻。日军确有一名士兵失踪，该士兵拉肚子，20分钟以后返回原部队了。8日3时许，日军称龙王庙方向中国部队开了3枪，下达了战斗命令，5时30分发起攻击［2］。

日本在战后称“正在北京郊区卢沟桥北面演习场演习的日本军队的一支小部队，受到当地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后应战而引起的。”［3］由此可见关于卢沟桥事变中日双方是各持一词，互不妥协的。一名士兵拉肚子，拉出了中日全面战争，也是奇观。第一枪的细枝末节却也需要澄清，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双方都无法证明谁开了第一枪。29军在23时听到宛平城东面数声枪响，城内守军立即警戒［4］。枪声真是意味深长，宛平城东面是日军演习场，并没有中国军队。

日本在以后搞出了“我党”阴谋论：他们声称可能是我们党地下工作者或鼓动的学生开的枪，推测的重要证据是第二天我党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反应太快［5］。这自是无稽之谈，然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找到日本策划沟桥事变的档案材料，对此没有深究。日军得知失踪士兵返回，仍然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而在交涉中并未谈到枪声的问题，更使这“第一枪”扑朔迷离了。除了枪声被中日双方承认以外，其他各执一词。

日军挑起了“摩擦”，但没有准备立即全面战争。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重病，由参谋长桥本群负责实际指挥，最高指挥官重病中，如何能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呢？11日，东京决定增兵华北，将卢沟桥“事件”升级为“事变”，并任命香月清司中将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据日本驻华大使1937年2月20日发给林铣十郎关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称：“有的暗中骂宋哲元是媚日卖国之辈等的坏话”［6］。

虽然蒋介石以同情态度谅解宋哲元，宋哲元依然是风箱里老鼠，两头受气。背着媚日投降名声的宋哲元先是在37年初发表声明支持南京政府，继而拒绝了日本的访问邀请，5月11日干脆回山东老家修祖墓，甩手不干了。宋哲元当了好好先生，著名“抗日英雄”张自忠却接受邀请，4月23日率团访问日本，并接受天皇“召见”，一时舆论大哗。宋哲元回老家“修养”倒也没闲着，招募八百乐陵子弟兵，交给佟麟阁军事训练团训练。古有项羽8000子弟打天下，今有宋哲元800子弟保老家。估计宋哲元担心和项羽一样无颜面对江东父老，29军的10万大军也没子弟兵们保险。宋哲元委托冯治安代29军军长，对日谈判交秦德纯负责（张自忠是师长，天津市长）。因为秦德纯并无兵权，符合军人不外交的原则。然而7月11日张自忠已经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木已成舟。宋哲元在多次“邀请”下，于11日傍晚返回天津。香月清司于12日到任，张自忠跑去欢迎。14日，香月清司开出谈判清单要求宋哲元接受，16日田代皖一郎病亡，宋哲元18日参加了葬礼，并和香月清司会面，日本认为是“道歉”；19日，民族英雄兼抗日英雄张自忠与张允荣代表29军签署“香月细目”。宋哲元19日回北平，在杨村附近发现炸弹，幸未爆炸，如果爆炸，炸断钢轨应该叫“柳条湖事件第二”，炸到了宋哲元就是“皇姑屯事件第二”。宋哲元继续做他的好好先生，于20日发表公开谈话：“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之大事，只有静候国家解决也。”

“摩擦”甫起，关官军又一次冲锋陷阵，8日发表声明“以极大的关心严阵以待”，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和蒋介石政府都还没理出对外声明的头绪呢。关东军之反应让日军内部也认为异乎寻常了，和关军东如此神速反应的只有同日发表抗日声明的X共了。日本很快扩大事态，由摩擦上升到战争。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双方都作了积极准备，卢沟桥事变只是日军在这种态势下强词夺理兼顺水推舟的借口。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有其偶然性，但是战争是必然的，卢沟桥事变只是压垮“和平”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1936年度华北占领统治计划书》等所谓的铁证应该看成是日军正常的军事计划书，毕竟所有的军事单位都会制定其作战预案，如果以此作为日本侵略的铁证，《民国廿六年度国防计划》岂不是要变成了中国挑起全面战争的铁证了？山雨欲来风满楼，7月5日，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认为华北万分紧急，需要立即抽调部队去华北，大战即将开始，并提出具体计划［7］，总算赶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马前炮”了。再说蒋介石，态度大变：“不怕鲸吞，就怕蚕食”。

宋哲元的好好先生干得不错，军阀做得更好，但是比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叶名琛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六不真经进步许多。蒋介石9日、10日连续急电催促宋哲元至保定指挥部队，宋哲元不得不走，但是跑去天津张自忠的地盘。南京军委会9日决定调动4个师北上保定和石家庄，并调2个师去平津附近。秦德纯10日复电提议所调石家庄、保定4个师原地待命，以免刺激日本。7月15日，何应钦确报29军，日军将驱逐29军于河北省之外。宋哲元则反对中央军北上，还反对西北军进入其防区，更是尽力阻止日军进军平津，军阀手段很有一套，自己的地盘是风进、雨进，天王老子也不能进，谁来和谁拼命。29军领导层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引起注意，负责协调作战的参谋次长17日去庐山面见蒋介石汇报情况。25日起，日军集结部队开始发起进攻，29军于27日发表“自卫守土”的“感”电，内称：“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此抗日通电一发，宋哲元的“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泡了汤了，终于能够换一顶“抗日英雄”的高帽戴戴了。

军阀就是军阀，当日军28日发起总攻以后，民族英雄宋哲元放弃北平。宋哲元退出北平后精神错乱，说话乃至行动时常失常，30日以头痛、急需休养为名将指挥权交给37师冯治安［8］。装病装成神经病真是本事，然而宋哲元是真的病了。要被搞得神经错乱的是张自忠，他和38师一部留在北平热烈欢迎日军去了，张自忠无法忍受日军凌辱，遂化妆潜逃，先从北平逃到天津，再从天津逃到胶东半岛［9］，整一个八国联军的撤退路线。在胶东半岛遇上亲人中央军，蒋介石部队毫不留情，立即将其羁押，以后才释放。想堂堂军阀头子冯玉祥在其后八一三抗战中名义总指挥，每天带着一群记者在前线到处跑，大谈其对日“求死”，一时传为佳话。扣着汉奸帽子的张自忠数年后同样一心求死，以身殉国，死后哀荣无限，蒋介石放了一个大大的马后炮：“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惟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

29日26军孙连仲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宋谓29军不能再战，拟赴河间收容部队”；“宋到河间将作下野表示”。31日，29军以副军长秦德纯名义致电蒋介石“兵力尚未集结完毕即与敌接触，而天津一战尤为壮烈。功败垂成，深堪惋惜”；“29军现在冀南各地整饬，虽兵员略有损失，而士气尚堪一战。为今之计，只有战、和两途”［10］；云云。得，这位秦德纯老兄虽然精神尚好，却有逻辑混乱、语无伦次之嫌疑了。

作为蒋介石全权总顾问的法肯豪森则是痛心疾首，气得半死，平津前线视察返回后，8月9日报告（以下择要点）：

　　1． 我方情报工作太不良，不独敌情不明，即自（己）兵力位置前方负责将领无一人完全明者，此为最危险之事。

　　2． 敌方中级以上军官愿意作战，下级官及士兵，则甚恐惧。我方适相反，士兵奋勇，高级官恐惧。

　　3． 我军如在一星期前采取攻势，必可将平津敌人歼灭，但目下再准备攻势，尚未为晚，因（敌）集部队已不少也。

　　4． 取攻势时，卢沟桥及其以西地区地形良好，永定河亦便于渡过。选为攻势地区最为相宜，应派各级官长前往该地区认识地形。

　　5． 二十九军不可担任一方面作战，宜调至后方整理。如仍使其担任一方面之作战，将必引起大不幸。此事关系太大，虽牵涉人事，亦故直言之。

　　6． 我方高级官员过于怯懦，如万福麟即其一也。

　　作为职业军人的法肯豪森放弃参谋准则，直接对准“人事”开火。法肯豪森向万福麟建议击退少量敌人阻挡推进到永定河，万福麟认为不可战，经法肯豪森调查，部队士气正旺，实乃将领之过［11］。

29军堂堂十万大军，轻微抵抗即不敌日军1个师团、3个旅团的进攻，放弃平津，当日军增兵3个师团以后，想要“收复失地”是不大可能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败军岂可言勇？还是古人觉悟高啊。

如此一个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奋起还击，英勇抗敌”，“惊天地、涕鬼神”，抗战精神如此“名垂青史”，拉肚子的士兵究竟吃了什么东西拉肚子，事关中日血战，第一枪双方均有耳闻，却稀里糊涂。29军将领不是“口头抗日”，便是“忍辱负重”，蔚为奇观。精神错乱、逻辑混乱兼而有之，军阀手腕一一施展，外交你来我往，战斗一败涂地，奋勇至此，夫复何言？

　　注1． 臧运祜：《七七事变前夕日军阴谋侵占华北的机密文书的考论》，《抗日战争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注2．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P478－481，辽宁出版社1990年版。

　　注3．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P13，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注4． 《七七事变》编审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七七事变》P47，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版。

　　注5． 详细批驳可见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P116-125，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版。这种无稽之谈可以放在很多组织上，比如说蓝衣社开的枪也行，自由心证谁都能干。

　　注6．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P470。

　　注7． 中国第二档案馆：《军政部参事王观洲签呈》，《中德外交密档·1929－1947》P192－19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版。此为王观洲转呈法肯豪森的计划，7月5日法肯豪森已经向蒋介石提出派部队戒备华北了。

　　注8、9、10，王辅:《日军侵华战争》P516－517。

　　注11．《卢沟桥事件第三十次会报》，《民国档案》87年第3期。并参考王辅《日军侵华战争》P519－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