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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的那段艰苦卓绝的日子里，中国不仅需要抵挡拥有装备优势的日军进攻，还要防备来自各个领域的“阴招”。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披露，最新公布的证据显示，日本曾在二战期间秘密印制大量假钞，意图摧毁中国的战时经济。

仿真度很高的伪法币（右）和作为原料的特殊纸张

特殊纸张揭露伪钞战元凶

日本《朝日新闻》称，明治大学和平教育登户研究所资料馆公布了最近在静冈市骏河区“巴川造纸厂”发现的印钞特殊用纸。经明治大学专家确认，这些特殊用纸由原日军秘密武器研发机构——登户研究所制造。在该造纸厂发现的279张约30厘米见方的特殊纸张，全部有孙中山侧脸水印，并镶嵌了丝纤维。其中还有“天坛”水印的印钞纸以及留有对水印和丝纤维密度等进行检测的痕迹。据明治大学日本近代史教授、登户研究所资料馆馆长山田朗证实，尽管日本作为国家有参与制造伪钞的犯罪活动，但具体负责实施的是保密性极高的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至于还有民间企业卷入其中，目的可能是为了大量制造伪钞，以便用伪钞大量调配物资、在中国扩大战线。因而，登户研究所成为日本陆军在二战期间非法印制伪法币、冲击中国经济市场的真正“元凶”。

位于川崎市多摩区的登户研究所正式名称为“陆军第9技术研究所”，于1937年由其前身陆军科学研究所登户实验场设立，虽然多次更名，但一直被统称为“陆军登户研究所”。据原职员证实，该研究所主要从事制造氢气球炸弹、生化武器研发和毒物合成等秘密武器和军事技术的研究。1942年，登户研究所规模扩大，受命于从事间谍活动的陆军参谋本部第2部第8科，进行化学武器研究，据称部分化武提供给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1944年，登户研究所处于鼎盛时，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共有100栋建筑，职员超过1000人。

除了研制武器，登户研究所当时还负有另外一项绝密任务。明治大学讲师渡边贤在《明治大学和平教育登户研究所——从史料看战争与和平》的论文中提到，被称为“36栋”的登户研究所本身从事的是秘密战、间谍战、谋划和宣传等日本陆军最高机密活动，而研究所中的第3科则是“秘密中的秘密”。这个由3米见方的木板围成的科室是日本陆军为向中国展开经济战而特设的部门，除了第3科工作人员外，只有研究所所长才能进入。第3科由印刷班、制纸班和中央班3个班组成，由于各自高度保密，因此研究所内的印刷班称“南方班”，制纸班称“北方班”。第3科人员的工作就是专门伪造法币。

印制巨额伪币“真假难分”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依靠武力胁迫发行的“军票”在中国许多地方不通用，致使日军在华物资采购时阻力很大。为改变这一状况，日本陆军提出“通过伪钞破坏法币工作”的计划。据登户研究所原工作人员伴繁雄所著《陆军登户研究所的真空》一书称，作为对华“经济谋略”的一个环节，日本陆军将制造伪钞当做一项秘密工作。

1939年，日本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制定“对华经济谋略计划”，目的是“破坏蒋介石政权的法币制度，继而搅乱中国国内经济，毁坏蒋政权的经济能力”。负责实施该计划的部门被称为“松机关”，总部设在上海，分部或活动据点设在便于搜集情报的要害地区。“松机关”同时还负责伪钞在中国的流通工作。“松机关”负责人由日本陆军参谋冈田芳政中佐担任，但实际负责事务的是受陆军委托的企业家阪田诚盛。阪田为使伪钞在上海流通，不但与上海青帮头目的女儿结婚，还将“松机关”总部设于蒋介石心腹杜月笙的家中。

制造伪钞工作称为“杉工作”，由登户研究所具体负责。必要时，登户研究所还能以政府大臣名义全部或部分借用民间企业印制伪钞。负责实施此项绝密计划的是登户研究所第3科科长山本主计少佐。第3科利用从德国购买的高性能印刷设备，经过多次试制和试行失败之后，于1940年制造出逼真伪钞，开始小批量伪造法币，并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松机关”。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占领香港，迅速将被扣押在此的多台印钞机运至登户研究所，大量印制伪法币。据曾在印刷厂工作的大岛康弘回忆，由于仿制逼真度很高，“几乎不存在真钞与伪钞之分”。当时预计日产量达10万张，面额相当于中国国内货币流通量的约10%。负责将伪钞每月2次通过海上运到上海的则是在战争期间共培养了2131名间谍的日本陆军中野学校的毕业生。

据称，登户研究所在战争期间共印制了金额达40亿元的伪法币，相当于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初期2至3年的军费总和，对中国经济市场造成严重伤害。在日本陆军参谋总部看来，第3科制造的伪法币不仅可扰乱中国经济，还能扶持汪伪政权和培养收买亲日分子，同时为日本陆军购买军需和战略物资，甚至支付日军士兵的生活费。

虽然日本陆军在1942年通过印制最高面值为5元和10元的伪法币一时获得了巨大“成果”，但后来美英通过空投，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供面值千元和万元的法币，使伪法币渐渐失去作用，日本陆军的对华经济战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