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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左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资料图）

　　20世纪的中国，如果说到变化，最深刻、最广泛、最举世瞩目的变化无疑是改革开放。1976年粉碎“四人帮”并实际终结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逐步拨乱反正：清理“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党政班子和调整人事，恢复和整顿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落实农村和农业政策，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平反“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前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和干部政策等等，所有这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条件。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举步维艰。

　　在一系列拨乱反正中，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正值改革大潮涌动，邓小平说：“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多少年”从什么时候开始？至少可以追溯到1957年。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党从这时起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事业上来。然而，不过一年，中共八大的这一决策就被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在这里拐弯，中国陷入了以主要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误区。即便是以工业化加速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也充满了“阶级斗争”色彩，“反右倾保守”“双反”“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运动，成为那场“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阶级斗争”手段。“大跃进”导致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1960年代，党和国家逐步调整政策，紧张的政治空气一度缓和。然而，调整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不同主张，群众为克服困难采取的包产到户等各种自救措施，再度引发分歧。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被认定为刮“单干风”，是“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抬头”。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尚未根本纠正，政治和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则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被断言都存在资产阶级和复辟企图，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观点占据主导，“阶级斗争”被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一万年也要讲”。有所缓和的国内形势再度紧张，一些提出调整农村政策、统战政策、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受到指责，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遭到严厉批判，政策调整中的高层分歧演变为更为剧烈的冲突，终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文化大革命”将“阶级斗争”推向了极致。晚年毛泽东对整个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严重误判，认定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从而发动了这场所谓“政治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而且在理论上和政策问题上严重混淆了是非。它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干部，打击和排斥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造成了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严重瘫痪和半瘫痪，生产、工作和各项事业以及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干扰和影响。中共中央后来对此作出结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痛定思痛，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反思历史，总结教训。从1957年到1976年，长达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提高，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改善，更遭受了十年“文革”的内乱，深刻的教训在于长期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具深刻意义的转折。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解除了长期阻滞党和国家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思想桎梏，才消解了干部、群众对发展生产力和不断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问题上的种种困惑、疑虑甚至恐惧。思想的闸门打开后，社会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迈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巨大成就。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以“三个转变”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三个转变”归纳到一起，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1990年代，年届九旬的邓小平以中国共产党老革命家的身份嘱咐：“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他最后的政治嘱托，更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应当是永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