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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大学老师的讲义可不仅仅是教案、PPT，他们大多学贯中西，是站在绝大多数国人之前看世界的一群人。这些人，学术上颇有造诣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因此，课堂上的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传播何种思想。他们的讲义，融合了中西方思想，关注着近代中国与世界变迁，最终形成了可以流传于世的著作。比如以下这两部：

1.杨昌济——《西洋伦理学史》

杨昌济

1918年6月，杨昌济应蔡元培先生邀请，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在此之前，他就积极投身教育，其教育观点“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在这个思想的主导下，他除了引导学生研究哲学，树立向上的人生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良社会、改良人心风俗之外，还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并促使中国出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成立。

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上半年，他负责讲授两门学科，一门是必修课“伦理学”，一门是选修课“伦理学史”。杨昌济讲授伦理学所用的教材是德国人利勃斯写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伦理学史则主要是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吉田静致的《西洋伦理学史讲义》。这些书在近代中国扮演者文化传播的角色，深深影响了当时的青年人。杨昌济在进行《西洋伦理学史》翻译时，毛泽东便把它工整地抄录下来，足足抄了7本。

杨昌济的伦理课，不只教授哲学，还时刻与学生沟通着现实问题，如职业选择不可跟风，一定要从事自己喜爱并且擅长的工作：

据统计家言：美国大都会之商人，能昌盛其业，著名于当世者，百人中止三人，余皆中途破产或废业者；其故决非因命运不佳，亦非因意外之变，实以无商业之才具而强就商业之咎耳。世之为人父者，岂有不问其子之秉性如何，而强令习绘画或音乐哉？然西洋之为父母者，常有不问其子之秉性才具足以营商与否，而强令学商业之弊，一与我国之为父母者皆欲希望其子为学士为官吏无异也。……人生斯世，无论何种事业，苟为适合于我者，我决不可自视为卑贱，当视为神授之天职；盖人格之高下，无关于其人之职业；果有人物，则备下之职业，亦可使之高贵；古之柏拉图尝为油漆匠，斯宾挪莎尝为制造玻璃之工人。无论何等高贵之职业，苟无富贵之品性，则亦不足贵矣！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著于民国十三年，原是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等校关于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中国学术史讲义。该书的气质同梁启超本人一样，场面宏大，气势磅礴。这样一部学术史理论著作，夹杂着许多政治斗争史，读起来惊心动魄。正因如此，形而上的学术理论借助历史现实的土壤，也变得更易理解。

同时期的学术史研究者，有章太炎、刘师培，钱穆，而独以梁任公的著作最为通俗生动。这位先生在自己的讲义里，都不忘把情绪写进去。什么“哈哈”、“哈哈哈”字眼格外醒目，而且还要把课堂问答的环节也弄上，真是生怕学生一不留神疏忽了自己想要教授的知识。比如讲到顾炎武的《日知录》时，有这么一段：

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学术界占最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学问的方法，给后人许多模范；第二，在他所做学问的种类，替后人开出路来。 其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绝顶聪明人，谅来谁也要承认。但他做工夫却再笨没有了。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抄书”。《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毕生学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说他“以抄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抄撮未经泐定者，无论矣。若《日知录》，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抄而不在著。

　　

有人问：“这样做学问法，不是很容易吗？谁又不会抄？”哈哈！不然，不然。

你说《日知录》这样的书容易做吗？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我们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著书难，即抄也不容易了。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这个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铜之分别何如。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领会了。

除了刚刚列举的两部，还有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书籍都是课堂讲义出身，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傅斯年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孟森的《清史讲义》、徐宝璜的《新闻学》、李大钊的《史学要论》、钱玄同的《说文部首》等等。篇幅所限，只能割爱奉上两部。民国时期，对于这些大师来说，讲义的意义并不比一部学术著作差，前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甚至更为沉重。也正因如此，它们才会流传至今，成为被今人珍视的宝贵财富。

香港《文汇报》曾刊文总结称，民国大师有的一开始就把课堂气氛搞活跃了，有的幽默地介绍自己，有的是精心设计的，一张口就不同凡响，有的则是随意而为，好似信口开河，其实意蕴深矣，有心者才能意会。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课也讲得精彩，譬如大诗人闻一多。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他的老本家、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辜鸿铭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讲义准备好了，开场白也说了，他们又是怎样进行教学的呢？民国的老师教学具有人文色彩，老师也有个性，潜移默化也影响了学生个性地彰显，是一种心灵愉悦的教育。

陶行知

陶行知拎一只大口袋上台，演示强按鸡头吃米，鸡不吃，松开；鸡自由了，就自行啄食了。

朱自清与学生亲切互动。当时有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里面写道：“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煞有介事似地从讲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朱自清不仅不生气，反而当众朗读，赞赏其文读后如见其人。

钱穆执教小学时，这样教小学生写作文：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一天下午，钱穆要求学生写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以后，钱穆选择这样一篇抄在黑板上。“今天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说话、作文要有曲折，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叶澜教授说“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项事业。”

吴宓

不过，我们绝不厚古薄今，别以为民国就没有奇葩老师。根据已出版的《吴宓日记》，我们发现了吴宓亲手记录的几位老师，他们的奇葩程度让人相信，真实的历史要比小说还精彩。

吴宓青年时代在上海圣约翰学堂读书时，有历史课一门，吴宓首次听此课，就领略了历史老师的风采，据吴宓日记记载：

“历史一堂，教者未发一语，默坐一小时之久，亦不知其何所谓也。”

而且，这样的整堂课都为“默坐”者，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此后还有很多次。看来这历史老师的上课真是太轻松了，不但不需备课，更不需要批改作业。悠悠历史长河，大概就在学生的“默坐”中被轻轻驶过了罢。

沉默是一种上课方式，胡说八道则是另一种方式。吴宓在其日记中就曾提及，他的一位朋友求学期间，其化学老师竟然公开在课上对学生说自己从来不大备课，其坦白态度倒是十分可爱。那么不备课又干什么呢？原来此君本性风流，颇喜到风月场所消磨时光。且说某日留宿一风尘女子处，一觉醒来已近上课时间。他自然来不及回家拿课本等物，干脆直接到课堂胡说一通，期间竟然很自然地把校役唤作“跑厅”（旧时京津一带称妓馆为厅，呼妓院的伙计为跑厅），也真糊涂的可以了。更妙的是，此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居然在课上问学生：你们是否笑话你们老师这样的风流放诞呢？言外之意居然颇有些自豪。

还有一位讲授修身课程的教师，一日没有好好准备，只有信口开河，说什么修身与各门科学都有关系，即便是历史地理也如此，为此这老兄居然可以旁徵博引，任意挥洒，全不顾驴头不对马嘴。不料临近下课时，学生实在忍受不住，即有人提问说：请问修身与算学（数学）有关系吗？这老师自然回答说有，并引证《论语》中“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和“五十不逾矩”为证，其曲解如下：立品诚意为修身之本旨，而规矩乃作图之器，与此可见有关系也。如此回答学生竟然不能反驳，此君这样善于狡辩，也算是反应敏捷了。

有些意思的是，这样的教师居然还能在学校混下去，而且学生好像也没有怎么看不起他们，校方似乎也没有因此处分他们，更不要说把他们解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