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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一天》

作者：【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译者：沈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9月

已经晚上9点了，克里姆林宫陷入可怕的沉寂。安德烈·格拉乔夫刚从法国电视工作室做完采访回来。他在车载电话上接到一个电话，戈尔巴乔夫想让他马上回克里姆林宫。参议院大楼外面只有几个司机和警卫。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发现三层的走廊上和办公室里都没有人。他在核桃厅找到了戈尔巴乔夫，跟他最亲密的助手们都坐在椭圆形桌子旁。这是他的上司惟一一次给他打电话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社交。一瓶50年的白兰地已经打开了，杯子被分发到每个人手上。

戈尔巴乔夫很忧伤。他对自己随随便便就被免职感到很沮丧，甚至都没有“像文明国家一样的例行的”告别仪式。他感到很受伤，没有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那些与戈尔巴乔夫多年保持互称同志的关系的前共产主义者——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感谢、祝贺或对他不能再为人民效劳表示同情。他结束了压抑，给了人们言论自由和旅行自由，引进了让这些领导人掌权的选举，但他们却保持缄默。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想，他们现在都处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们得到的遗产。他说：“昨天还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们，明天他们就将是独立国家的首脑。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安排了怎样的命运又有什么关系呢？”

格拉乔夫推测，他们都太害怕引起叶利钦的不快，因此“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找到道义的力量来向正被抛弃的戈尔巴乔夫表示一下个人姿态”。（直到5年后，共和国的新领导人中才有一位又跟戈尔巴乔夫说话了。吉尔吉斯坦总统，叶利钦的一个老朋友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在1996年欢迎戈尔巴乔夫来到首都比什凯克，并在一次公开场合宴请了他后，叶利钦此后有一年时间拒绝与他握手，并在这之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责备他说：“阿斯卡尔，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前总统在这个半明亮的核桃厅给他的一小群顾问敬酒，克里姆林宫侍者叶妮亚在下班前留下了一些沙拉和肉菜。这群人包括了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同伴和最得他心的人：有格拉乔夫，他在最后的几天代表戈尔巴乔夫向世界媒体介绍基本情况，将一件没有希望的事情做到最好；还有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国家电视台的负责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帮助戈尔巴乔夫启动了经济改革；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他忠诚的助手；以及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所有这些人都是和他同甘苦共患难的、最进步的、最忠诚的顾问。

切尔尼亚耶夫是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心腹、最直率的批评者，也是最多产的年代记编者。在政变的三天中，他也在福罗斯，他证实了戈尔巴乔夫关于被短暂囚禁的描述。他的正直诚实和金字招牌确保没人会认真对待在莫斯科和一些西方学术界流传的中伤说法，即认为戈尔巴乔夫秘密参与了强硬派的阴谋。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直很融洽。当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诸国进行制裁时，切尔尼亚耶夫写了一封辞职信，但在痛苦了很久后，没有将它递交出去。他现在觉得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作为指挥者和助手在一起工作，戈尔巴乔夫和他一起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而且不管怎样，他们之间有一种忠诚。他解读事件的角度通常比戈尔巴乔夫更加敏锐。他私底下认为，叶利钦虽然作为一个人来讲稍显笨拙和平庸，但却是这个历史阶段俄罗斯所需要的首领。而戈尔巴乔夫作为列宁所创造的一个暂时实体的产物，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俄罗斯和它在历史上的位置。一年前，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承认，他开始不喜欢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很欣赏我，没有说过‘谢谢’，哪怕是提到我的贡献会对他有利的情况下，也没有说过。”

尽管有戈尔巴乔夫任职期间的所有怠慢和不公，在这最后的时间里，一种伙伴情谊的温暖和感受回到了被脱去皇冠的皇帝和他致力于改革的侍臣之间。在空荡荡的克里姆林宫大楼里，这一小群助手一致认为，他们服务的是一个具有历史影响力的人物，一位伟人。在1991年12 月25 日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这种联系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团结在戈尔巴乔夫周围。

当核桃厅的这些人在举杯致敬又重新倒满后，戈尔巴乔夫回忆起他早年作为一名职业共产党员的日子，以及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在他的一生中的重要性，苏斯洛夫是幕后操盘手，塑造了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时代之间共产主义思想的禁欲主义。年轻的共产党官员戈尔巴乔夫曾一度敬畏苏斯洛夫，甚至跟他戴一样的浅顶软呢帽。苏斯洛夫让戈尔巴乔夫一炮走红，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跟随者有一天会以改革者的身份帮助摧毁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记得他刚到莫斯科工作的时候有多么战战兢兢，他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又是怎样弄清楚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他告诉他的同志们，在完成他的回忆录后，打算写一本书来解释经济改革的想法是怎样在他脑海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说到这里，他顺便让切尔尼亚耶夫告诉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高级助手霍斯特·泰尔奇克，不要把他已经在西方出版的书《八月政变》的钱发到莫斯科。在不确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还是暂时将钱在外国存成硬通货的好。

这些忧伤的改革者在克里姆林宫一直待到了午夜，还不想接受最后一任苏联总统的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他们的事业也随之结束的事实。格拉乔夫回忆道：“我们喝了几瓶白兰地。气氛肃穆而悲哀。有几分完成了一件大事的感觉。有一种所有人同甘共苦的感觉。”

戈尔巴乔夫在多愁善感地和同志们道别后，走到克里姆林宫广场，他离开参议院大楼时，总统的吉尔车就已经在等着了。司机载着筋疲力尽的前总统穿过城市中心无人的街道，驶过莫斯科河大桥，沿着库图佐夫大街上了鲁布列夫高速，最后到达别墅的车道。外面的温度降低了，车头灯反射着沥青路面上堆积的冻雪上的冰凌。司机没有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入车库，而是掉头离开，消失在夜色中。

当戈尔巴乔夫走进总统住处时，他震惊了。衣服、鞋子、书、装框的照片和个人纪念品要么堆在地板上，要么塞在盒子和板条箱里，已经准备好搬往新家了。今天晚上不是和赖莎在小道上进行午夜散步放松的时候。况且，他已经感觉到有流感的症状了。

克里姆林宫的另一角，叶利钦也待到很晚还没有回家。但是，在戈尔巴乔夫喝着白兰地的时候，今晚的叶利钦却是清醒的那一个。叶利钦因为作为军队最高总指挥合法掌控核提箱的新责任而情绪有所缓和。当沙波什尼科夫来到叶利钦的办公室完成核提箱的转移时，他发现叶利钦兴致索然。就像以前一样，脾气爆发过后，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怀疑和悔恨情绪。

一个小时之前，在一个城市有两个常驻的不同政治实体的两位总统。现在，只剩叶利钦一个人了，他必须按照新规则办事。他后来承认，获得绝对权力的狂喜很快就被“严重的紧张不安”代替。

叶利钦对提箱里的通讯屏幕、授权按钮和电话系统都非常好奇。沙波什尼科夫观察到他是多么认真仔细地熟悉这套设备和它的工作原理，与军官专家讨论，解决了他们的住宿、路线、私人生活和工作流程等所有问题。“在那之后，我又与叶利钦待了一个小时，我们详细讨论了军队的问题。”

军队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自从晚上7点最后的苏联领导人签署政令辞去总指挥职务后，三千八百多万苏联军队就不复存在了。他们宣誓效忠的国家也不存在了。这个国家的核力量分散在4个共和国，但现在隶属于俄罗斯总统。作为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的独联体军队的国防部长和指挥官，沙波什尼科夫有新的职责。他向他的政治领导人表达了深重的忧虑，苏联这个庞大的军事机器的解体可能会带来混乱。

共产主义超级大国的崩溃在新独立的共和国留下了苏联陆、海、空部队。元帅必须监督俄罗斯国籍的常规力量的撤回，以及将所有核武器从俄罗斯的邻国撤回。所有的军事行动地图都过时了。莫斯科现在失去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它们的战略性波罗的海港口，失去了处于欧洲中心的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以及曾经忠诚的“斯坦国们”。

新政府们忙于攫取苏联的军事资产。到处是混乱。俄罗斯指挥官们将船只和飞机重新安置，以防它们被其他共和国征用。在沙波什尼科夫的建议下，叶利钦这天早上发布命令，让苏联舰队的骄傲、还在试航的庞大精密的新航母库兹涅佐夫号从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起航，将它重新安置在俄罗斯北部的摩尔曼斯克，防止它被新的乌克兰当局夺取。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当天《消息报》的采访中，将自己对在乌克兰领土上苏联军队的立场传达给莫斯科。乌克兰总统再次向俄罗斯保证，他不反对叶利钦担任他领土上的战略力量的最高指挥，但有一个强制条件，就是将战略导弹和策略核武器从军事行动状态解除。“也就是说，我们将拥有核武器，但它们将永远不会被启动。这样的话，世界将会知道，如果出现任何不幸的事，都不会有乌克兰的责任，不过但愿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至于常规力量，克拉夫丘克承诺不会赶走俄罗斯军官，也不会邀请在其他地方服役的乌克兰军官回到乌克兰服役。“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得为他们的回归做好准备，也要因此赶走正在这里生活的人。这将涉及大规模的民族的重新安置，会导致对抗……乌克兰人快速回归到乌克兰是不现实的，还会让生活在乌克兰的115万俄罗斯人心中滋生焦虑。”

沙波什尼科夫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已经快午夜了，他因事情的结果感到解脱。大使和记者们一直在问谁拥有对核武器的政治控制，这让他备受折磨。当他走向他的豪华车时，一个俄罗斯记者喊了出来：“核按钮在谁的手上？”他笑着回答：“在安全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