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门栏不觉深——最后的贵族李德裕

李德裕又一次踏上了长长的谪路。

　　 我想象着那位满鬓清霜残雪的老人勒马伫立于风中，好一片“凉风冷露萧索天”。垂老时节，李德裕才懂相士的“白马”之谶，不再忌讳白马了。我愿意让一匹皎雪骢般的骏马载着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长亭外，古道边，谁与他共饮这一觥送别的酒？

　　 没有。没有什么人长亭相别。送李德裕南行万里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士大夫，而是一个名叫允躬的僧人。即使是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当年，李德裕出镇浙西的时候，曾为这个甘露寺的和尚洗脱盗窃的罪名。舆论都认为，他受惠于李德裕，应该陪恩人南下。可受惠于这个伟大人物的整个时代却无情地抛弃了李德裕。

　　 说起来，诗人李商隐倒是没得过什么恩惠。李德裕当权的时候，他因母亲病逝，离职守孝三年。等他脱下素衣，回到长安，正赶上李忱登基、尽逐李党的非常时刻。同情李德裕的李商隐饱受白眼，不得不南渡洞庭，去桂州（今广西省桂林市）投奔李德裕的心腹郑亚。面对险恶的风波，诗人感慨万分地吟出了“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的句子。可是，平静的生活也只维持了一年多。郑亚因“吴湘一案”的翻案被贬。李商隐象无根九秋蓬，又一次在风中上路……可是，他还是在《旧将军》中，曾借汉朝的典故，讥讽那些无视李德裕盖世功勋的小人：

　　 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

　　 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

　　 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的另一位诗人杜牧就是这样的小人。说起来，他与李德裕算是世交。杜牧是杜佑之孙，李德裕的父亲曾是杜佑的幕僚；杜牧的弟弟杜剀（音kǎi）应李德裕之聘，去润州任幕僚时，杜牧还写诗送行：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门栏不觉深。

　　 直道事人男子业，异乡加饭弟兄心。

　　 ……

　　 等李德裕被李训、郑注陷害，杜剀结束短暂的幕僚生涯。当时，牛僧孺有意礼聘，他却说“李公在困，未愿副知己”，谢绝了人家的美意。比起弟弟，杜牧人品就差了许多。精于享乐的牛僧孺镇守淮南时，杜牧就跑去依附他。那几年中，杜郎流连扬州的秦楼楚馆，过着“男儿所在即为家，百镒（音yì，合二十两或二十四两）黄金一朵花”的浪荡生活。牛僧孺被贬，李德裕当权后，他又投其所好，摆出一副忧心国事的样子，多次寄信，出谋划策。为了博取宰相的好感，杜牧甚至肉麻地大唱赞歌，说李德裕“文德素昭，武功复著”、“未及五年，一齐四海……言其功德，皆归太尉”。云云。

　　 等长安风云突变，昨日的宰相沦为今日的流人，小人嘴脸又变了。

　　 在给白敏中的书信中，杜牧更加肉麻地吹捧这位新贵的同时，还不忘要恶毒地攻击李德裕。最有意思的是，他口口声声骂道“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汙，多驱良善”，声称自己也被李德裕打压、排挤。你能想象就是同一个人，几年前还对李德裕说“某受恩最深”，感激涕零——同一个人，两段不同的言语，注解了世途翻覆、交道嶮巇（音xiǎn xī，险恶）的画面。

　　 杜牧、杜剀究竟是不是“异乡加饭弟兄心”，史料缺乏，不好多说。可直道事人的 “男子业”，对杜牧显然是一种辛辣的嘲讽。在骂李德裕就可以升官的年月里，唯独杜牧的如意算盘落空，还被派到更远的地方。不知是不是连白敏中一流也鄙视如此反复无常的小人嘴脸。等他再回长安时，意气消磨得差不多了，用一句“自笑卷怀头角缩，归盘烟蹬恰如蜗”，把自己比做一只蜗牛。

　　 象杜牧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有人骂李德裕是“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还讥讽他“三年骥尾有人附，一日龙髯无路攀”…… 征鸿去，落叶来，我们早看透了“人情翻覆似波澜”。李德裕的孤单处境曾被权势和官场表面礼节掩饰得非常好，现在终于显现出来了：等不到一句慰藉的温言一只挥别的手，有的只是窃笑无声地充斥在南衙北司的阴暗角落。长安城里的平庸人物们在欢呼，喝彩。象蛇一样，吐出了艳红的舌。他们虚构出种种不合逻辑的故事，来污蔑李德裕；或者象杜牧那样，谩骂落魄之人，终于形成了晚唐的一场话语狂欢。

　　 写到这里的时候，寒意早渗入了我的躯体。

　　 阉人厌恶李德裕，我们早已洞悉前因后果、心病根源；天子李忱厌恶他，也在意料之中；僧侣们厌恶这个力推“会昌灭佛”的宰相，更没什么奇怪的。李德裕使崔铉这样的宰相变成“伴食宰相”，让白敏中这样的翰林学士失去了草拟诏书的权力，他们敌视这位前宰相，我们都能理解。可长安还有很多人，见过李德裕的绝代风华，领略过五年来的全新气象。怎么他们也无视这盖世功业，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去了？

　　 在庙堂上下，九城内外，李德裕为自己树立了太多的对立面。除了怪他大权独揽，把翰林学士院、枢密院和中书门下政事堂鼎足分立、三权制衡的政治架构给颠覆了，也还有很多很多原因。

　　 在上个世纪，英国历史学家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条“帕金森定律”，大意是：随着时间，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不断膨胀，组织效率却趋向低下。这条定律也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唐朝的官僚体系膨胀似乎就验证了帕金森的说法。初唐之时，唐太宗（李世民）在说到《尚书》时，曾借题发挥，把滥设官职比作在地上画饼，只能看，不能食：“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

唐太宗要大臣们领会话中真意，拟定官员编制。名相房玄龄后来提出的编制，朝廷共有文武官员六百四十名。简约的构架，没有影响长安的权威，依然高效率地处理了繁复的政事，带来了一个风清月朗、桃红李白的贞观时代。等到武则天（武曌）当国的时候，滥设官职，随意用人，一时间官吏多如牛毛，被人讥讽为：“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音qú，耙）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

　　 时至晚唐，长安的官吏更是车载斗量，地方上也是“以邑设州，以乡分县”，州县里的官吏多如牛毛。他们职能重叠、人浮于事，却都坐着伸手要俸禄。如果供养官吏，要糜费岁入的百分之四十四，可真是骇人听闻。唐朝的比例没有那么高，可天下也都被一帮胥吏和冗员给吃穷了。李德裕的父亲主政的时候，就疾呼“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减官吏，并州县。到李德裕任宰相的时候，也提出了“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这是父子相继，也是有志匡扶天下的人必须做的。

　　 可是，淘汰官吏、削减职位一向是遭人记恨的。让谁来办理如此棘手的事呢？经过深思熟虑后，李德裕选中了吏部郎中柳仲郢。

　　 柳仲郢出身名门。他的伯父就是大书法家柳公权。父亲柳公绰也是朝廷重臣。当年，牛僧孺罢相，南下执掌武昌军（今湖北省东部）。柳公绰任山南东道（今湖北省西北部）节度使。他身着戎装，亲自赶到驿站迎接这位卸任宰相。这样隆重的礼节，柳公绰下属颇有微词：两人同为节度使，山南东道的地盘比武昌军大，地位也更重要，没必要如此恭敬。可柳公绰不以为然。他说：节度使尊重前宰相，就是尊重朝廷。

　　 有这重因缘，牛僧孺到江夏后，请他的儿子柳仲郢当自己的幕僚。柳仲郢很讲礼法，大有乃父之风，牛僧孺曾由衷地赞叹道：“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

　　 柳家的优雅门风，李德裕素有耳闻。柳仲郢处事明快，颇有决断，也让李德裕非常欣赏，根本不介意他与牛僧孺颇有渊源。裁汰州县冗员这件事上，柳仲郢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大刀阔斧，旬日之间就裁了一千二百人之多。我们可以想象，被裁撤的官员，还有那些生怕被裁撤，惴惴不安地等待明天的官员，会用何等恶毒的语言还攻击李德裕。

可他顾不了那么多。不下猛药，又怎能拯救一个在病痛中走向死亡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