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开过微博，也至今未上微信，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上署名“白岩松”的言论越来越多。曾经有好玩的媒体拿出一些让我验真伪，竟有一半以上与我完全无关。

有人问：如此多的“不真”，为何不打假？我总是马上想起梁文道在一次饭局上，讲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

内地图书腰封上多有“梁文道推荐”的字眼，终有一天，一本完全不知晓的书也如此，文道兄忍不下去，拿起电话打向该书出版社：

“我是香港的梁文道……”

“啊，梁先生您好，我们很喜欢您，您有什么事儿吗？”

“你们出的书上有我的推荐，可我连这本书都不知道，如何推荐？”

“梁先生，不好意思，您可能不知道，内地叫梁文道的人很多……”

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让梁文道像自己做了错事一样，只记得喃喃说了声“对不起”后就挂了电话，以后再也不敢这样打假。

我怎能确定内地没有很多人叫“白岩松”？更何况，完全不是我说的还好办，可有些“语录”头两句是我说的，后几句才彻底不是，让我自己都看着犹豫。

2

越完全不是我说的，越可能生猛刺激。于是，前些年，本台台长突然给我打电话：“小白，那个微博是你发的吗？”

“台长，对不起，不是，而且我从没开过微博……”

“啊，那好那好。”

电话挂了，留下我在那里琢磨：如果这话是我说的，接下来的对话如何进行呢？

又一日，监察室来电话：“××那条微博是你说的吗？××部门来向台里问……”毫无疑问，正是在该微博中被讽刺的那个部门。

我回话：“不是，我没开过微博。”

又过一些日子，监察室又来电话，内容近似，我终于急了：“不是！麻烦让他们直接报警！”

可警察会接这样的报警吗？

二十年前，采访启功先生。

当时，琉璃厂多有署名“启功”的书法作品在卖，二三十块钱一幅。

我逗老爷子：“您常去琉璃厂吗？感觉怎样？”

老爷子门儿清，知道我卖的什么药：“真有写得好的，可惜，怎么不署自己的名儿啊？”

“怎么判断哪些真是您写的，哪些不是啊？”我问。

启功先生回答：“写得好的不是我的；写得不好的，可能还真是我的！”

老爷子走了有些年了，还真是时常想他，这样智慧又幽默的老先生，不多了。

书画造假，古已有之，老先生回应得漂亮。

可言论“不真”，过去虽也有，但大张旗鼓公开传播，却还真是近些年的事儿。如启功先生活着，不知又会怎样乐呵呵地回应。

4

很多话不是我说的，可我总是要说很多话，因为这是我的职业。

不是我说的话，安到我头上，有麻烦也得替人担着；而真是我说的，常常麻烦也不少。

2008年，不能不与时俱进，台里终于开设新闻评论栏目《新闻1+1》，我成了被拿出来做实验的“小白鼠”，所谓“CCTV第一个新闻评论员”。当时，我预感到前路的坎坷，因此对媒体坦白：得罪人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的确，做主持人风险小，各方点赞的多；而当了评论员，就不是喜鹊而是啄木鸟，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你动的都是别人的利益，说的都是让好多人不高兴的话，不得罪人不可能。但当时我豪迈：一个不得罪人的新闻人合格吗？

话说大了，路途有多艰难，自己和身边的人知道。连一位老领导都劝我：别当评论员了，回来做主持人吧！

我知道，这是对我好。但这条路不是我选择的，总有人要蹚着水向前走，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可问题是，这水怎么越来越深？常常连石头都摸不着，而岸，又在哪儿？

在屏幕上，这一说就是七年。不过我也真没想到，我还在说，《新闻1+1》，还在，活着。

5

《新闻1+1》刚开播不久，新闻中心内部刊物采访我，问：“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不是要有思想？”

我回答：“不是。做一个称职的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勇气、敏锐和方向感。”我至今信奉它们，并用来约束自己。

说话，不是每天都有用，但每天都要用你在那儿说。直播，没有什么成型的稿子，只有框架，很多语言和提问总是要随时改变。这就是我的工作。某一年新闻中心内部颁奖，问到我的感受，我答：“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听到这句不太“高大上”甚至显得有些灰色的答谢词，年轻的同事有些不解。

我解释：身在这里，还没走，守土有责；到点儿就撞钟，守时，可谓敬业；更重要的是，还得把日常的工作撞成自己与别人的信仰。这话不灰色，应当重新评估价值了！

守土有责，就是偶尔有机会，用新闻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更多的时候，得像守夜人一样，努力让世界不变得更坏。后者，常被人忽略。

6

我用嘴活着，也自然活在别人嘴里。互联网时代更强化了这种概念，说话的风险明显加大。今天为你点赞，明天对你点杀，落差大到可以发电，你无处可躲。

话说错了，自然在劫难逃；话没错，也有相关的群体带着不满冲你过来。没办法，这个时代，误解传遍天下，理解寂静无声。即便你的整体节目本是为他们说话，但其中的一两句话没按他们期待的说，责难照样送上。后面跟过来责骂的人，大多连节目都没看过，看一两个网上的标题或一两条情绪化的微博就开始攻击。

想想也正常，谣言常常传遍天下，而辟谣也时常寂静无声。见多了也就想通了。有时误解扑面而来，是一小部分人要解气，而又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围观解闷。可不管前者还是后者，当你认真解释时，没人细听，所以，解决就总是遥遥无期。

我还是选择理解。目前的中国，人群中的对立与撕裂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新闻人，不能加重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面对误解甚至有时是曲解，也总得努力去理解。我很少辩解，原因是：你以为是理性沟通，可常常被当成娱乐新闻，又让大家解一回闷。而这，还真不是我的职能。

可不管怎样，还是要有底线，新闻有自身的规律，我必须去遵守捍卫它。另外，几年前我就说过，为说对的话认错、写检讨或停播节目，就是我辞职的时候。只不过，到现在，还没遇到这样荒唐的事情。

面对现实说话，你的困扰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而你唯一能做出的选择是：无论风怎样动，树静。

7

理性，是目前中国舆论场上最缺乏的东西，有理性，常识就不会缺席，但现在，理性还是奢侈品。也因此，中国舆论场上总是在争斗、抢夺、站队并解气解闷不解决。

邓小平说过的“不争论”与胡锦涛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不折腾”，我极为认同。可想不争论与不折腾，都需要理性到位。

谁也跨越不了阶段，非理性是当下中国的现状，不是谁振臂一呼就可以一夜改变。可总要有人率先理性，我认为三部分人必须带头，那就是政府、媒体与知识分子。

政府与公众如果都非理性，很多群体性事件就无法避免，政府必须用公开、透明、民主、协商来率先理性。

知识分子在目前的中国，大多只是“公知”，很公共，却常常不够“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与“理性”无法靠边，而这些人，又怎能列入到知识分子的群落中呢？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当下，更要有责任与远方。

当期待中的理性还不是现实的时候，媒体的理性就十分重要。但做一个理性的媒体人，也许就更有不过瘾的感觉。这边的人觉得你保守，那边的人觉得你激进，连你自己都时常感到克制得不易。可我们该清楚：如果追求的是过把瘾，之后呢？

人到中年，已有权保持沉默。不得罪人，少引发根本躲不开的争议，静静地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做一个守法的既得利益者，不挺好？

可总觉得哪块儿不太对劲儿。

面对青年学子或公众讲堂，又或者是机关单位，长篇大论的风险当然不小。更何况，这样的沟通，一来我从无稿子，总是信马由缰，自由多了，再加上水平不高，又习惯说说现实，就容易留下把柄；二来大多带公益性质，没什么回报还风险不小，图什么？

然而沉默，是件更有风险的事儿吧？这个开放的时代，谁的话也不能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自己的声音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种，希望能汇入推动与建设的力量中，为别的人生和我们的社会，起一点哪怕小小的作用。

想想自己的成长，很多顿悟，常常来自坐在台下的聆听，今天有机会走到台上，也该是对当年台上人说“谢谢”的一种方式。

当年胡适在喧哗的时代，把范仲淹的八个字拿来给自己也给青年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很多年后读到它，认同。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未来，可如果不多说说期待中的未来，就更不会知道。

思考可能无用，话语也许无知，就当为依然热血有梦的人敲一两下鼓，拨三两声弦。更何况，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