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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哈尔滨市,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

(摘自:《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作者:梁晓声)

更多的情况下我是不想说什么，我之所以还在写，正是由于懒得说话。因为平时很少说话，很少交流，就把平时想到的写下来。

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更加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我不太能够分得清楚究竟是前种“缺少”还是后一种“缺少”，导致中国人目前的焦灼、烦燥和郁闷。

后一种“缺少”是大家更常谈到的，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比如奶粉质量有问题，玩具、家具装修质量也有问题。

孩子上学问题，一到孩子上托儿所的年龄，家长们的烦恼差不多就开始出现，进较好的托儿所得求人找关系，上小学也是这样，上不了好的小学，似乎就进不了好的中学和大学。遵循这一逻辑，西方的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上的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都相当一般，甚至在大学里的成绩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也成为一个问题。再接着是高房价，还有交通、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当我们说这些单靠监管解决不了的时候，更深层的问题是生产粮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问题。既然中国人也只能活到这个份上，那就不用管这些，爱怎样就怎样，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着。

当然，别有什么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很少上医院，到45岁的时候去过几次，北京的几所大医院相当令人震撼，好的医院整个感觉像接踵摩肩的超市，每个窗口都要排队。任何医院的一名医生我估计一天恐怕要接待50位左右的门诊患者，有时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后面的几位，他不希望五分钟内把你打发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患者坐下之后，医生问你哪不舒服，有什么感觉，最后问你想吃什么药，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钟就看完病，拿着药单，所取出的药和之前几次可能都差不多，关键在于你还不知道这个药的品质。

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最文明人类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过相关报道，一个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在长城上，反正那么多人留了，找个地方插空再留一个也就没什么。

中国人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教育，这是什么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本身应该给予人们的保障那么少，社会有时也不太好意思对自己的公民提出过多的要求，社会不提，学校不提，家长对孩子也不提，最终导致孩子们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人缺少对公共道德的遵守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是很好。我第一次出访法国，由于不知道法国公交车的规定，他们一律从后门上车，从前门下车，我看前门开着，大家排在后门，就从前门上车了，也不是挤车挤惯了，只是想早点上车就可以早点开车，可那法国司机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训斥了半天。我不太清楚他用法语说了什么，陪同我们的是法国外交部人员，他与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顿时对我客气了。下车之后外交人员告诉我，他对司机说我是日本人，法国人不喜欢中国人，因为太不懂规矩，如果说是日本人，法国人就会以为是初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结尾写到：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停顿在大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机旁，前面的车上有两个法国女孩子脸朝后，望着我笑，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中国人。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们的车在前面就好了。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我心想，还跟人家说什么，赶快把车开过去就是了。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恐怕我们中国人就缺这一点，我不太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直抵人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我们经常讲外国人等红灯过路的事，虽然路上没有行车，依然会等到绿灯再过。我一般要求自己不闯红灯，特殊情况下人行道虽然是红灯，但路上没有车辆，也经常闯红灯。我最初坚持一个人站在那，等红灯变成绿灯再走，尽管左右两边没有车，但最后发现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别人看着我，觉得好奇怪，然后也就变得有时闯红灯了。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在那里等绿灯，虽然路上没有车，但外国朋友说或许在对面的几层楼上正有孩子们看着，他们是那么在意孩子们看到了会怎么样。

改革开放有一个好处，中国人出去后不但看到外国怎么样，还了解到外国人怎么生活。比如，到海边游玩捕捉沙滩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国有相关规定，如果从沙滩挖出来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够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篮子，否则就是违法。有心细的中国人特意带了一把尺子，测量之后发现有些海螺确实比法律要求的尺寸小一些，但他已经把它挖出来，就去问海滨的巡逻员，这个海螺差一点就够尺寸，可不可以？后来收到了罚单，还收到法庭的传票，他就觉得很委屈，并告诉人家说带了尺子，对方的回复是既然带了尺子，它不符合尺寸，为什么不当即埋下去。

中国人可能觉得老外们生活太矫情，在中国确实做不到，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因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邻居发现，会把你视为一个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

中国的淡水蟹被引进德国，但德国人又不是很喜欢吃，导致泛滥涌上公路，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件好事，但外国人骑自行车到这里都停下，汽车也停下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像看到甲壳虫一样，可以用车轮碾压过去，会有人拿出手机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处理一下。

这是一种什么文化？用多长时间才会使一个国家的公民成为这样？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欧洲人都是君子，从新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校园暴力、恐怖事件，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学习，有时他们好的一面又是我们很难做到的。